神性写作为万物立言（第三章）
第三章 构筑普通人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的精神教堂
自第三代诗人起，中国诗歌就被向下的兽性写作绑架了。向下的写作几乎龚断了这个年代诗歌流通的一切资源。可是在时间的箭头之外，永远有一个箭头指向天空，那是灵魂的方位。灵魂是向上的植物，即使陷落深渊，仍然向往着高度。当神性写作拉开与兽性写作的正面冲突，中国当代诗歌的局面立马为之一变。这不是简单的方位之争、风水之争，而是当代汉语诗歌的前途命运之争。在中国当代诗歌特定的格局下，向上还是向下，把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诗歌和文学区别开来。
在动物中，只有人有永不遏止的向上需求。动物也向上，可以飞快地从山下直奔山顶而去，那只是求生的本能，既不能真正理解向上，也不可能把向上作为自觉的追求。只有人对下面的事物感到不满足，有点得寸进尺，或叫得陇望蜀。因为人有精神、有灵魂，除了肉体的需求，还有精神的要求。人的直立行走，除了生物学层面的原因（包括更有利于大脑高强度工作时的散热，解放了前肢、更有利于捕捉和格斗，视野更加开阔高远、因而更有利于观察和眺望等），也来自向上的某种精神需求。人类直立行走，从此头颅向上，看得更远，这与人类精神的终极方位完全重合，是一种基于生理需求的精神安排，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同样道理，把诸神的活动安排在高山，把天空留给诸神，是各民族神话的共同现象。无论哪里的神，亦无论一神教的神还是多神教的神，似乎都不屑于居住在低处。希腊诸神居住在高不可及的奥林匹斯山上；“天下名山僧占尽”，中国神话里的各路大神也一定住在很高的山上，不仅很高而且很远，有的还隔着茫茫大水，那里人迹罕至，云雾缭绕，猛兽出没（神是不怕兽的，在那里猛兽不是成为大神驯化的庞物，就是常常成为各路大神的威猛的坐骑），而又恰好能够辟出一些神秘的洞穴，使那一片远离尘世的超验的天地有了内外之别，成为非常适合修炼起居的“洞天福地”。由于职业的规定，龙王固然是必须住在海底的，但想必也居住在海底某个比较隆起的地方。与向上的特性密切相关的是，神都有一个独特的功能，是不必步行，也不必假借运载工具，即可以在天空和大地之间自由飞行，以至飞行成为各路大神的特有标志，后世许多通过苦修得道的大仙，往往凭借一件极简陋的法宝，即可起而飞行，日行万里。天空一直是各路大神活动的舞台，它透露出来的潜意识是，人认为自己是不配天空的，天空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交给神，人只能龟缩在地上，是为尘世。但伟大的人类精神，却时常对天空念念不忘，神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成为人类精神自由的某种象征。天空是高峻旷远的，可是在个我那里，我们找到了向上的入口；天空是浑圆的、极广大、极陡峭的，是龙和神的故乡，日月星辰的国度，无远弗界，无边无际，指向茫茫宇宙的无限可能，但通过“自我”的修为，我们打开了向上的大门，并通过向上的努力，与高不可及的神界接通。神界不是仙术与权力结合起来的那个超验的世界，而是与人类相互对照，随时准备接纳人类向上的努力。当然我们也深知，只是在最优秀的人群那里，向上才成为仅次于生命的第一要求。向上是一种困难，意味着对地球引力的克服，往往伴随着能量的消耗。向上之路，意味着高难、高寒，意味着险境、不合时宜，意味着与市场的对立，通常只作用于伟大的人士，所以只能是一条在野的、歧路丛生的孤寂之路。由于大部分形而下的生活问题只能在下面解决，故而大多数时候看来，向上不只费力，还很不讨好。下面是人类的家，所谓恋乡其实是恋下；再说肉体沉重，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不愿意离开一向习惯的、安身立命的下面的世界向上提升一步。在下面呆得闷了、腻味了，有时候也会约三五好友，选一个好日子，登上附近的一座山头，“登高山而小天下”，也觉得好，可要是让他们再向上一步，他们后退了。天空没有梯子；只有那些对现状感到窒息的人，才敢于攀登天空，并保持着永不遏止的向上要求；越是感到窒息，向上的愿望便越是强烈；也只有那些意志极坚定的人，才能把向上进行到底。向上意味着对许多重要东西的舍弃；虽然前辈大师已经为我们开启了向上之路，但是它的险峻和陡峭，超过了我们的肉体能够承受的极限，有时候看起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美丽而危险的运动，注定是一条万般艰辛的历险之路。在那里，一切美丽的欲求都只能在不停止的向上运动中达成，没有任何位置可以停下来喘息，一经停止即意味着滑落，使向上的努力功败垂成。向下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切，它许诺的都能做到，但却不能得到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不在向下那个层面。向下的世界，是兽性的世界。向下是一条不归路，但人们相信，总有一个事物为自己托底，再不济还有大地，相信大地的密度可以承载向下的压力，把向下的重力托住，而不致灭顶。有了这样的托住，人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下坠的重力转嫁给大地。但我们同时深知，这是一种怯懦和懒惰。天道酬勤；欲成正果，你得朝最难的那个方向走，与神性的终极指向保持一致，而且确保不是半途而废。人类的根本福祉不在最容易的那个方向；大多数人在“下面”的所在被认为快活地活过一生，最后只落得空手而归，一败涂地。
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中国文学一直在沿一条向下的路线滑行，且呈现明显加速的迹象，可是给中国诗歌只带来了灾难。伟大的诗歌，还是伟大的诗人，几乎没有。朦胧诗以后，第三代诗人起，中国诗人群从此进入了大分裂、大分化的特殊时段，一股向下的诗歌势力乘机而起，试图在向下的写作中走出一条诗歌的新路。他们放弃了先锋的姿态，放弃了所谓宏大叙事，以平常的姿态写日常生活，不厌其烦地对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酱醋吃喝拉撒睡津津乐道，写凡庸生活里的琐屑事物，为渺小的悲欢而歌；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高蹈的诗歌从云端拉回本真，以为这就是生活的真，可是就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丢掉了灵魂的真。这股向下的诗歌潮流愈演愈烈，大批诗歌作品都带上了向下的特征。不消几年下来，向下的诗歌势力迅速蜕变，成为只知解构、连人类赖以立身的真价值都要解构殆尽的痞子诗歌、下半身诗歌，到垃圾派这里，终于和生活走到同一平面，事实是走到了生活里那个最肮脏的层面，并错把这个最肮脏的层面当成了生活的全部。小说领域呈现出同样的迹象，不少小说停留在对性、对黑幕、对玄幻的肤浅模写，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盗墓小说、黑幕小说、成长小说、玄幻小说、奴女文学，而对这块大地上生活的真，却表现出极大的无能，文学的思想力、批判力丧失殆尽。这些浮在生活表面、以文学名义到处兜售的文化泡沫，以各不相同的姿态和方式，完成了同一个事实，即对生活的肤浅模写和对时代苦难的刻意回避，既回避了生活里正义与邪恶的尖锐冲突，又回避了美学中直面存在必然产生的那种名叫崇高的美学形态，文学就像一头老奸巨滑的驴，在不知不觉中卸载了对时代苦难的承载，仗着天生的伶牙利齿，找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仅以受灾最重的诗歌而论，民间诗歌里的圈子林立，网络上的众声喧哗，其实只是虚假的繁荣。二十余年的兽性写作，是对拒不合作的先锋精神的自我放逐，是文学对资本和权力的投降，文学在这里和大众文化握手言欢，可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尖锐锋芒，也在这一次狂欢中被磨蚀殆尽。
向下的文学不只是时代的垃圾，而且是精神的毒药。神性写作并不简单地排除向下，但要求根本指向必须与人类精神的永恒方位保持一致，要求你必须有勇气把向下进行到底，推向极端。有的人向上，有的人向下；有的人有时候向上、有时候向下；有的人向下，一直深入到那个兽性的所在，这时候他是向下的，可是他的精神却指向天空，他并不认为下面的世界就好，他的目的也许只是要看看，在这个鬼蜮横行的魔界，到底有着怎样的机制和纹理，他要构画出精神的魔界，让人们知道这里的秘密，这个时候，向下是向上的必由之路，是向上必须付出的代价。神性写作的向上，是指精神的终极方位，而不是指艺术家切入生活的姿态。有时候，为了向上必须首先向下，在那里取得向上的思考，从那里取得向上的激情和能量。向上的经验，向上的精神的青铜雕像，不可能凭空而来，只能在向下的熊熊烈火里打造成功。为了向上，我们亲近大地，亲近苦难，正如一棵大树，为了向上，必须把根伸入泥土内部的茫茫黑暗，根扎得越深，也就有可能长得越高。存在两种向下：一种是以欣赏和陶醉的心态向下，他们进入下面的世界，只不过是为了猎奇，只是为了更快地向下，更彻底地沉沦；一种是为了向上的向下，这时候他们的眼光是批判的，不但不满足于下面的世界，相反会感到窒息，因为作为兽性的人质，神性很可能正在那里受难；无论那里的生活，许以多么诱人的荣华富贵，高官任坐，骏马任骑，都不能使他们真正满足，他们仍将从那里逃离，逃离是他们的常态。但下面生活的深刻经验给他们以滋养，成为向上的强大动力。向上并不导向对生活的否定，但却一定导向批判。下面的世界阴冷，必得向天空取火；下面的世界黑暗，必得从恒星那里取得光源。无论向上还是向下，都是对于平庸的抵制。而大多数人停留在生活的同一平面，再也不能向天空的方向迈进一步。由此看来，当代诗歌里那些向下的东西，与芸芸众生处在同一层面，尽管他们有时候也非常搞笑（其实是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同绝对精神摆在一起。或问：向上为你们带来什么好处？我说：这要看对好处如何界定；如果好处是指物质利益，确实没有，反而只能消耗这些东西，使它们的比重更小，但如果是指精神层面，则每一点向上的努力，都有效地提升了生存质量，为人类动物性的生存注入希望。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不是这样，许多诗人感谢诗歌，能是什么原因？
8、神性写作是对身体写作等多种写作的历史性超越
身体的发现肯定是新诗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美学事件。作为当代诗歌运动的亲历者，我充分认识到身体对于诗歌和文学的意义。事实上，身体已经被作为重要的美学原则固定下来，进入了当代诗史。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身体作为万物的一部分，确实是被严重地漠视了。我们相信，精神可以创造一切，代替一切。在那些被主流意识形态严重扭曲的年代里，我们甚至视身体为羞耻，羞于谈论身体。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重新发现了身体；不仅重新发现了身体，而且通过激烈的诗歌运动，把身体从伪价值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昔日那些显赫一时的伪价值，也被我们一并送入了火葬场，从而建立起一个身体写作的诗歌天国。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胜利。我们看到，像谢有顺这样才华横溢的青年诗歌批评家，对诗歌和文学里的身体问题，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但事实上，身体原则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现代美学历程的终结，身体只是我们重新认识神性的开端，只是为我们重新认识神性、回归神性打开了一扇转门。恶梦醒来是早晨；当这个国度数以万计的诗人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不顾一切地直奔身体而去的时候，当代诗歌很快蜕变成了一场欲望的大合唱：满不在乎的诗人们将一切道德的樊篱越过，对欲望在这个时代的状态及其历险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而将一切有关写作的清规戒律踩在脚下，对一切善意的规劝嗤之以鼻。这个过程是由几代诗人共同完成的。这些诗人不仅找到了与身体相匹配的诗歌语言（即所谓口语），而且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载体（即民间诗歌运动）。可是艺术运动的规律是，只要我们对艺术幼稚的症候缺乏必要的警惕，同时又拒绝批评的有效制衡，总是要一刻不停地走向反面，将原来的革命性丢弃殆尽。我坚持认为，诗人不必指望一个绝对自由的时代，诗是不自由的产物。若论绝对自由，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十多年，肯定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自由的时期。诗人们早就实现了创作自由——包括写作的自由和发表的自由（虽然我们仍然面临着诗歌传播的诸多问题），这是历朝历代中国诗人梦寐以求而不能得到的。距离我们最近的清代诗人前辈，曾因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十个中国字，糊里糊涂掉了脑袋，连带着有许许多多的无辜的人受到株连，死于非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密织的文网而致祸。直到文革后期，新诗期诗歌的勇士如北岛们，当他写出“我不相信”的时候，仍然经受着政治上的高压。稍后的周伦佑，也因为创建非非主义而备受打压。可是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随着时代的进步，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直到和谐社会理想的提出，经济多元带来的意识形态的逐步多元和价值多元，原来高度集中的权力被逐步分解，中国党和政府在领导文艺方面逐步成熟，意识到文艺再危险，毕竟不至于亡党亡国，加之诗歌和文学由中心地位逐渐旁落，被强势崛起的影视艺术排斥，心甘情愿同时也无可奈何地退居边缘，一些原本三心二意地簇拥在诗歌门前的人从诗歌中退出，主流意识形态逐步放开了对诗歌和文学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严密看管。由于以上原因，目前的状况是，诗人们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连写大便之歌、生殖器之歌也没有人出来制止，这种宽松和开明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今天的中国，虽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像北岛创办《今天》诗派而被迫流亡海外，周伦佑因为创立非非主义而备受迫害的经历，是不大可能再有了。可是我们发现，诗歌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繁荣起来，反而越来越被人唾弃。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同时又是中国诗人们最不自在的时期。不自在是因为，成名成家的焦虑（这焦虑通常又和灸手可热的名利地位紧紧绞合在一起），如果要用两个字来状写诗人们的精神状态，那就是“躁动”——诗人们陷入了空前的浮躁之中。由被主流意识形态严密看管到空前自由，没有任何人再居高临下地对诗歌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一种被解放的狂欢之后，诗人们反而普遍出现了不适应。诗人们失去了方向感（与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仰相表里），理论上向哪个方向都行，怎么着都可以，但同时又感到似乎向哪个方向都不好，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引进了许许多多外国理论和流派，向每一个方向都掘进过一段，可是并没有产生预期中的伟大作品，诗歌在每一个向度上都面临着赚收的年景。绝对的自由之下，是诗人的无所适从和诗人的绝对不会写作。青年诗歌批评家荣光启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把最近出版的一本诗学专著，题名为“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我相信荣光启所表达的是当代诗歌的真实处境。在绝对自由的年代，反而绝对地不自由，这是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值得深入思考。事实证明，中国诗人这一群体是一个很贱的群体，完全没有学会自律，是一个很少自省的群体，且四分五裂，对名利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诗歌艺术的兴趣，而对真正的诗歌，却缺少必要的敬畏。诗人们没有屈服于政治上的高压，却屈服于商业和资本的引诱。他们发现，向神性一面的任何提升都很难，而向兽性写作的方向滑行，遇到的阻力最少，得到的好处却最多。凡是符合资本趣味的东西，资本都答应给予回服。明明是向资本和权力的投降，但一些诗人却要把这投降称作“先锋”，他们急切地想要登堂入室，结束在野的状态，却要把自己的写作与先锋联系起来，这也是一些当代诗人无耻所创造的最新记录。由此可见，诗歌不是自由的产物，在不自由中才能把自由发挥到极致。同时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内心的自由优于外在的自由；外在的自由充其量影响到诗歌的传播，内在的自由却决定着一个诗人能不能接近诗歌。诗人们永远认不清艺术的边界。一开始他们被利用，过分地夸大诗歌的作用，以为诗歌可以救世，没有看到政治家对文艺作品的空前重视只不过是在借题发挥，这时候诗歌充其量只是政治的借口；后来又借口诗歌和文学的纯粹性，完全拒绝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把诗歌无限抬高为一种纯个人的私人行为，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中国诗人们显然走过了头，诗歌的急剧蜕变就从这里开始。在当代中国，批评家李建军一直为在文学里重建价值、重建人的尊严大声疾呼。批评家谢有顺虽然对身体写作加以肯定，但在一些最新的诗学论文中，已经多次对身体写作的走火入魔提出了警告。而在谢冕那里，这些披着先锋外衣的人一度被斥为艺术的败家子，当代伪先锋诗歌已经令这位以托起朦胧诗而著称的老批评家大失所望——这些人从朦胧诗出发，把当代诗歌一步步推向了兽性写作的穷途末路，如果不是昌耀、海子等一批神性写作的优秀诗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异军突起，几乎造成中国诗歌在当代条件下的全面绝收。
神性写作是对身体写作的历史性超越。神性写作认为，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仅仅为身体立言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这个身体只是将灵魂剥离之后的空心的身体，那就更是对身体的歪曲，这时候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完整的身体，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的代称；如果进而拿这样被歪曲的肉体来偷换身体，那就更是居心不良；如果这个身体，把生存的苦难、所经历的危险都一并剥离摘除，最后只剩下下半身极其单薄的因纵欲过度而更加单薄的身体，简直就是胡闹，只能使伟大的诗歌艺术沦落为艺术的敌人。鼓励这样的艺术倾向是危险的，诗歌运动的惯性会很快把这种危险的倾向推向极端，比一些人想象的还要更快。在以往的历史上，每当有人推动艺术的飙车朝这个可怕的方向一路滑行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一定有另一种力量从诗歌内部走出来进行矫正，把艺术从兽性力量的严厉威逼挟迫下解放出来，使之重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但是自从后现代主义登场以来，这种内部的积极力量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产生了也不一定有人叫好。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破坏性极大的社会思潮，已经从根本上解除了人类自我拯救的武装，比起以往任何时候，诗歌的生态环境都已经大大地恶化。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这篇论文中，我把这种旨在摧毁一切、平分天下的思潮，称为从根本上摧毁人类希望的精神“艾滋”。事实上，把它称为精神“艾滋”是完全准确的。当人们打开了艺术的桎梏，艺术重新回到艺术，对艺术究竟向何处走人们感到茫然，艺术无法无天拒绝思考，慢慢滑向了天地万物的反面，在兽性力量冒充艺术无限抬高身体的时候，已经在无意或有意之中把天地万物踩在脚下。精神“艾滋”的指认，准确地反映了第三代诗以来后现代诗歌思潮的真相。一方面，一部分第三代诗通过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反宏大叙事，打碎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的牢牢禁锢，诗歌从此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出声音了，可是一些人屈服于时代向下的力量，拒绝对写作作出进一步的安排，结果诗歌成为他们残缺的、被欲望抽空的身体的天然出口。这时候的身体与其说是身体，其实已经与欲望等值。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一切乱象，就从这里产生。兽性写作的诗人们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发现了身体，却没有发现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就在你们身后。只要你们退后一步就会发现，天地万物就在我们后面，连面纱也没有佩戴——问题是它不需要佩带面纱就是美的。它将你们的身体包裹，也将你们的艺术包裹；你们的一生，都不过是在它的内部行走，它远远大于、也先于你们的身体。
神性写作是对“文学要写作永恒不变的人性”这一提法的历史性超越。文学固然要写作“永恒不变的人性”，但问题在于，人性是很不可靠的，首先人性并不是“永恒不变”，相反每时每刻都处在变动之中，即使人性现在看着很好，谁也没有胆量为它的“永恒不变”担保。在近年的写作中，我曾就这个问题与江南大学文艺评论家何根生先生，有过多次深入的探讨。我们共同认为，“文学写作永恒不变的人性”的提法，对于抵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强行入侵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主流话语那里，曾被长期作为“人性论”受到批判），但在对文学本质的追问方面却显得远远不够，至少是很不彻底，反而极易为形形色色的兽性写作所利用。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兽性写作极易假冒人性狐假虎威，以假乱真，把诗歌和文学搞乱。人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为善为恶，自古没有定论。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应该说，他们的看法都对，但不完整，类似盲人摸象，因为他们都只是将自己看到的一面进行了强调，而将事物的另一面忽略了。人性是在路上的，是正处在“修炼”中的“半成品”，既不善也不恶，而是善与恶的集合。也即是说，人性不过是神性与兽性的一个集合体，至于究竟神性（善）大于兽性（恶），还是兽性（恶）大于神性（善），落实到具体的人则千差万别，完全看各人的具体修为和操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得失情势下，不同的人人性的善与恶并非总是一样，有时神性（善）大于兽性（恶），有时兽性（恶）膨胀到几乎完全掩盖了神性（善）。人性只是朝向神性打开了多种可能，并不等同于神性，人性其实是神性和兽性对峙的战场，处在此消彼长的动态之中。人性中的兽性部分总是刻意要对人性中的神性部分造成遮蔽，并拉动人性向兽性一面倾斜。总体看来，由于人都有短处捏在欲望手里，通常情况下都处在欲望的人质状态，所以人性一向是距离兽性较近而距离神性较远的，如果拒绝作功（向上），则必然要一刻也不停地向兽性坍塌。神性写作认为，神性不等于神，神性远远大于神，神性就在人性之中，是人性中最美好、最具有光辉的那个部分。神性作为最高的星辰，即使处在漫漫长夜之中，也可以为人性提供永远的指引，从而实现对苦难的超越，将生存的价值最大化。
从普通的写作走向神性写作，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身体写作只走到一半就停下了，再也不可能向前迈进一步，进一步的美学革命只能由神性写作完成。神性写作是当代条件下的先锋写作，只有它能够引领当代诗歌出离困境，由身体写作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只有神性写作才能把这场美学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在身体写作的陷阱里陷落很深，最终全军覆没。然而这是渎神的时代，以起劲地渎神为基本特征。世界迷入现代，人与天地万物的对立已经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诗歌也必得有空前尖锐的反应！在这样的时代，神性存在的基本状态就是受难，就是被践踏、被蹂躏，神性写作的基本形态就是坚持，就是批判，就是对抗，通过批判把蒙蔽在神性之上的事物一一剥离，让它重新得到呈现。从这个角度看，神性写作不可能产生温文尔雅的古典诗人，也不可能拥有古典诗词那样从容和缓的超稳定结构，比如由四言、五言、七言、律诗、杂言、排律所构成的规整的形式，也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去歌咏田园，因为田园已经破碎，南山不再，菊花凋零，与此相关的是农业文明的式微和破产。诗心在现代应当有更强烈的反应，空前惨烈的尖锐现实，以及被践踏、被蹂躏的大美丽大悲欢，只有第三极神性写作足以当此境界！当代条件下的神性写作，不仅要爱大自然、爱万物，把它看作我们母亲的母亲、总的母亲（反什么，也不能去反我们的母亲），还必得爱他人，要用佛以身饲虎的境界来爱你的仇人。这种对天地万物的大爱和对他人的爱是完全相通的，是同一种性质的爱在世界事务（包括诗歌写作）中的全面贯彻，它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包含在一个大的哲学之中，是根本的诗学，让一切渺小的诗学黯然失色。只有一个能够爱己及于天地万物的人，才能用心听到万物的低语，打开天地万物的奥秘；也只有一个推己及于天地万物的人，才能真正越过仇恨，去爱他的仇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将爱在世界和生存的复杂事务中贯彻到底，也只有这样与当今时代相反的反时代的人才是彻底的神性写作者，因为只有他们遥遥领先，走在下一个时代前面，是预言家和先知，反映和表达着神性对兽性的优越，为世界带来光亮和福音。
9、诗歌如果是多棱的，每一个立面都必须折射神性的光辉
比起今天的诗人，古代的诗人真是太幸福了。在他们那里，固然也有屈原的绝望，李白的悲愤，杜甫的深重忧患，陈子昂孤独的宇宙意识，李商隐的唯美和感伤，曹雪芹透骨的悲剧意识，等等，可是它们的悲愤、痛苦，与一个现代诗人是多么地不同。比起他们，现代诗人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情景。古代的诗人当然也看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对立（虽然在那个时候，人与世界的对立要温和得多，远没有现代尖锐），可是他们一样能够优雅地生活，心灵平静，因为他们创造了一种文人趣味，所有令人难堪的东西，都能够被他们巧妙地化解。他们的办法是眼不见为净，“穷则独善其身”；他们那么高雅，即使天天血肉纷飞，哀吟动地，一样琴棋书画、高人雅集、诗书自娱。君子不入庖肆，圣人如是说。他们用一种文人趣味，把自己屏蔽开来，顺带也把对世界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一边是血腥的现实，一边狎妓自娱，弹琴作乐，写诗酬唱，旁若无人；一边是遍地哀吟，一边是退后、再退后，不为五斗米折腰，“种菊南山下，把酒话桑麻”（陶渊明语），过起庄园主的休闲生活，并且视此为难得的清高和气节。即使像杜甫那样满腹忧患，充其量也只是忧国忧民，而一个当代诗人却不得不担心世界，他们在为人间的公平正义悲欢离合仗义执言、忧心忡忡的时候，还不得不承担起对世界末日的深重忧患。人类毁灭的前景，已经不再是《圣经》的假设，而是越来越多地在现代诗人的视野中出现，不时有世界毁灭前的各种警讯从远方传来。中国文化是非常优秀的文化，但其间杂糅了许多油滑的东西，那种油油的阿Q精神是深入了民族骨髓的，但神性写作没有退路；作为当下的先锋写作，神性写作是“不达”也要“兼济天下”，虽“穷”决不“独善其身”！天地万物是我的，我必得为它负责到底！世界不是政治家的世界，也不是仅供人们享乐的对象，利用过了再把成吨的垃圾推给世界，它同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谈话者，是我们平等可待、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心；同时也是一切众生最终必将回归的终极家园，须得以全新的态度善待世界。固然不能以今天的境界要求古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样的写作已经过时。在今天，我们面临着比古人要尖锐得多的生存困境，需要更人道的写作。即使是抛开神性写作，今天的诗人们也理当比他们的诗人前辈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有必要问问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不反对别人继续兽性写作，但是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拉诗歌为兽性写作殉葬。神性写作的目标是，构筑普通人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的精神教堂，它的每一个立面都必须折射神性的光辉！
世界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但在神性写作这里，世界是温和的、友善的，准备公平地对待所有的生灵。而且是全新的，虽然它已经供我们的先辈无数次反复使用。它是陌生的，从每一个点、每一个方位出发，在每一个时间的刻度上，都能确保与伟大的神性接通。神性写作看自己完全陌生，看世界完全陌生，星空陌生，动物陌生，将我们包裹其中的人群陌生，万事万物一律闪烁着陌生的光芒。陌生由诗人别样的眼光而来，有赖于对第三眼光的取得。在神性写作这里，天地万物都等待着通过语言的桥梁，包括生活的欢乐和苦难，包括那些丑陋的事物，一旦经过了语言的桥梁，立马成为艺术——是的，你们先于他人创造出了成熟的艺术，这就是对于写作的奖赏！它是陌生的，可是在它的很多地方，我们都能找到一些熟悉的痕迹，据此可以认定它就是我们经验到的世界，它被庸常的事物遮蔽，现在初次暴露。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居然如此鲜活，就像在无数重天地中发现了新的天地，在这一个宇宙内部忽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宇宙。用神性写作的眼光看世界，一片新鲜；万事万物，皆为圣物，就像一片雪原，从来没有被人动用。用神性写作的眼光对待写作，一定要比还原生活走得更远。在神性写作这里，没有纯客观的诗，只能尽可能地客观，客观里已经包含了主观。世界的本质是恒定的，但它一刻也不停地翻新，带动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个诗人都发现真理的一部分，可是这一部分乃是透过了具体诗人的眼睛，打上了个人经验的印记。每一个诗人都从自己的位置打量万物，处理命定的那一份题材，发现自己命定能够发现的那一部分秘密，即使是这样，还得确保是努力的，不至于把应当归于自己的那一部分随手丢弃，或者由于自己的惰性、私心与偏见，而与本来能够发现的那一部分真理（神性）失之交臂。
神性写作准备在当代诗歌现场重提悲悯。悲悯是佛的态度，也是神性写作的态度。先前哲学家尼采在街上走，看见一位农夫打马，曾抱住这马的头颅痛哭失声，神性写作比这位德国哲学家更悲伤——我们要抱住每一匹马的马头痛哭失声，这些马虽然没有被一位农夫用皮鞭抽打，却背负着终生的劳役，被粗暴地阉割，吃着粗糙的草料，饮用不洁的生水，走在没有尽头的漫漫长途。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抱住每一头牛的头颅哭泣，抱住每一只羊的的头颅哭泣，捉住每一条深海之鱼哭泣，以及这个世界所有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哭泣。也要抱住每一个贪官、囚犯以及病重在身、危在旦夕的人们哭泣，抱住每一个被埋入坟墓的人的骨殖哭泣，因为他们曾经在兽性的世界里迷失，却浑然不知痛苦的原因。我们以哭泣摇动世界的身体，我们是江河，没有理由也要呜咽。神性写作以悲悯的态度面对世界，情愿成为世界的发声器官。神性写作是一种写作，但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包含着神性写作者对世界、对天地万物的根本看法，这看法吸纳了以前所有主义的合理部分：它吸纳了存在主义的刻骨的清醒，直面存在真相的勇气，但不同意存在主义面对存在的茫然无助和绝望；吸纳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先验的绝对理念，但比它们更具体、更鲜活，拥有更多的当代内容；吸取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而宗旨却只在于建构，解构仅仅为建构开辟道路；吸取了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哲学的精华，但并不准备疯狂，疯狂无助世界的永续存在；吸取了新时期以来几代诗人向下的写作对诗艺的拓展，但却完全不同意这个方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第三极文学运动，把写作推向第三极的高度。神性写作是对启蒙的启蒙，是从启蒙立场的一次更高层次的后退和凯旋。这里所谓的向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重合，但它不等于主流意识形态，也不等于爱国主义、五讲四美，它们包含了这些东西，但大于这些东西。它们之所以被包含，原因在于这些东西属于人类普世价值，但神性写作在很多时候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独立，大大超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有效覆盖的边界。神性写作强调批判和介入，强调对世界和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注，强调关注政治，将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生活纳入写作的视野，但必得以诗歌的方式。
神性写作重视作品的寓言性质，因而寓言性是神性写作必不可少的艺术品质。一首没有寓言韵味的诗，往往是失败的诗。但神性写作同时强调杀伤（批判），因为神性存在就是杀伤。诗意就是真相，神性写作决定放弃优美——一种幼儿期的美，神性写作必须从优美向上爬升，到达崇高的高度。之所以是批判的，原因在于这个世界与神性的要求正在越来越远，不批判则神性决不可以得到自动呈现，有重重的东西试图走到前台代替神性的位置，使人们误以为世界只有欲望，只有罪恶，没有神性，甚至误将欲望的火光当成神性。批判体现高度，批判为诗歌和文学赢得风骨。神性写作不打算讨巧，让所有的人欢心；因为我们深知以往所有的流派，无不为诗歌运动的现实斗争需要而来，几乎每一个诗学流派，都沐浴过诗歌战火的洗礼！四平八稳，八面玲珑，那是学院派的作派，可能任何人也别想把学院派打倒，所有的文学最终都要求得到学院派的承认，进入学院的讲堂，可是学院派不会有生命力，文学如果落入学院派之手，文学的生机将被完全断送。神性写作是诗歌运动的产物，产生在它躁动的母腹，是一部分诗人不满于诗歌的颓靡，挺身而出，对时代深层要求的一个坚决的、毫不迟疑的反应，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诗歌写作力量。神性写作并不简单地反对欲望，欲望作为一种伟大的原始的盲目的力，和神性一样来自上帝造物时候的刻意安排，但神性写作认为，如果没有神性的指引和照耀，则欲望只能制造痛苦，只能是罪恶的渊薮，是许多悲剧的根源。它是盲目的，欲望就相当于那个动力系统，加足了油就能发动起来，可是只有神性才能为它加上嚼头，将它引向正确的轨道——神性就是使那个动力系统正常工作的方向盘和控制系统。在风险莫测的航行中，神性代表智慧、克制、光荣、目的地、下一个码头，是安置在关键位置的罗盘和舵轮，是黑暗中的灯塔、航标，当代汉语诗歌将从这里重新找到自信，重建作为文学王冠的罕世荣耀。
神性写作主张放弃技术之争，把诗歌从技术层面的无效试验中解放出来。神性写作认为，诗歌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技术是重要的，可以有无数种，载体也可以无穷无尽，但写作只有一种：要么真诗歌，要么伪诗歌，二者必居其一。神性写作是第三代英雄写作的全面提升，包含着诗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神性写作认为写作不可能改变世界，但却一定能够参与这个时代的精神重建。神性写作是对英雄写作立场的重大修正，是写作的一次巨大的升华，这一次升华考虑到了诗歌的过去和现状，对诗歌写作作为一种艺术的特性给予了足够的尊重。神性写作强调与罪恶的共时性存在，它的存在就是对时代正面力量的支持和加强。神性写作认为，一个有担当的诗人强于一万个没有担当的诗人，诗人的本质是担当，犹如佛对于苦难的担当，没有担当就没有佛。对神性写作而言，灵魂必须是品质很高的灵魂；肉体必须是在灵魂管辖之下的肉体，灵魂和肉体不仅同时在场，而且有主有次，灵魂的位置永远比肉体的位置更高，灵魂的出场并不是要同肉体坐在一起，也不是为了和肉体平分天下，而是永远站在比肉体更高的地方，对肉体是一种统治和照亮。神性写作不赞同完整性写作，完整性写作并没有提供灵魂与肉体达成和解的一次性解决方案，混淆了灵魂与肉体的方位，无助于肉体的自省和归位，为兽性写作留下了可乘之机。神性写作不会夸大诗歌和文学的作用，但却非常强调担当，没有担当就没有神性写作。由于第三代以来日趋恶劣的诗歌生态，神性写作决定放弃孤胆英雄式的写作，强调以第三极文学运动的名义成军。它将走向博大和宽容，但却一定要求新锐和尖利，要求孤军深入的胆识和力量，因为它面对的敌人（兽性写作）非常阴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