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隐匿的真相
——对伊沙的必要答复
(在2003年末的一次网上论战中,长安伊沙在扬子鳄论坛发帖,认为我的诗克隆了于坚体,并伴以恶毒的咒骂。我当即回帖,指出:有“于坚体”,也有“刘歌体”的“愤怒”,而且“刘歌体”从产生的年代看,远远在所谓“于坚体”产生之前。我不能断定出版于1986年的抒情诗集《走向人群》流传到何处,它曾在北京、广州、上海、西安的一些高校以7角钱的成本费销售过一些,都是托我当时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的学生代为销售的,当时我还收到过五十多位大学生、硕生士的来信,不能确定其诗风是否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启发过于坚,但我觉得有必要以此文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刘歌体”产生的1982到1985年,于坚尚是一个苦苦探索中的文学青年,写着《尚义街6号》那样幼稚的习作。)
首先说明,我是比较喜欢于坚诗歌的,主要是指于坚的早期诗歌。在一些人看来,我的某些诗与于坚的风格比较接近,比如,对于长句的运用,对标点的舍弃,对事物不厌其烦的铺排,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将主观态度压缩到几近于无的冷静和旁观等等,这些似乎都与于坚相近;在对诗歌的一些见解上,与于坚也非常接近。不能说伊沙说的完全没有一点根据,是空穴来风。事实上,当我二零零二年底在网上贴出《雨》《火车站》等与汉中有关的一组新作的时候,也有网友谈到,说我的诗与于坚的风格有些像。某网友说:“嗯,于坚式的东东,让我看看力道够不够。”在网上一直比较活跃的H也有这个感觉。当时我们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后来当我贴出写于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的长诗《走向人群》的时候,两位诗友都不再说什么了。作于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之交的《走向人群》,有出版于一九八六年的诗集《走向人群》为证,白纸黑字写得明白,现在读者手里仍然还有;某知名诗人前不久还对我说,他的书架上每年都要将一批书淘汰下来,可是那本题名为《走向人群》的小蓝皮书,至今仍然放在他的书架上。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位网名“秋硕”的朋友还在诗歌报论坛提到《走向人群》,问我与当年写作了诗集《走向人群》的“刘歌”是不是同一个人?幸而有几十年前的这样一段情节和厚厚一本原创的诗集在,要不然面对这样善意的诘难,还真的是有口莫辩、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这里我想说的是,我的某些诗在某些方面与于坚风格比较相近,这是一个事实。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克隆”了于坚,反而有可能恰恰相反。谁在学谁,现在看起来还大有得说头。
事实是,我是新时期以来比于坚更早采用这种写法,或者说是最早把这种写法引入诗歌写作的人。我是受朦胧诗影响开始诗歌创作的。在朦胧诗走红的时候,也曾写下一批与朦胧诗风格相近、质量不相上下的抒情短诗,这些都已收录在《愤怒.褒河小集》和《愤怒.就建筑问题答F》里面。可当时在我的内心,对朦胧诗那样的创作越来越感到不能满足。随着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个人生活的展开,生活暴露出它惊人的复杂,许多事物都不能再沿用过去对或错、好或坏的二分法去界定了。个人是如此渺小和孤单,而时代的步伐是如此迅疾,你还没有对刚刚过去的事物进行一次思考,新的生活已携带着无比广阔的复杂内容滚滚而来,无数的现在成为过去,人就在现在与未来的切点上,经受着来自社会运动和个人生活的多重打击。朦胧诗那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观、那种内向的、封闭的诗歌结构,被过多的社会学内容所囿,已经无力承载如此丰厚的、有时候看起来是尖锐对立的生活内容;与此同时,朦胧诗那种形式也已经显得呆板、僵硬;生活中大量的异质和浑浊的元素,要求在诗歌里得到尊重和呈现,并且要求诗歌向个人性靠拢。这种形式我找到了,它大抵在一九八二年写作的《蔑视颂》里初露端倪、到后来《走向人群》的写作趋于成熟。写作《走向人群》的那些日子,央视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新星》,每到晚上,到处响起新星主题曲的声音,可是有许多日子我顾不上看这个戏,就在这乐声里一遍一遍地重写这首在我写作里规模空前的长诗。我肯定是看到了它的影子,惟恐它从眼前溜走,急忙要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这样大的句子,有时候写作的时候,手都由于急切在抖动。全是给急的,因为我要找到更多好的句子。这首诗我修改增补了不下二十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五年后,这时候我建立了家庭。为了修改这首诗,有时几乎是重写,我的字写得非常用力,手都写疼了,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新婚的妻子则包揽了全部家务。写好后,我还亲自朗诵进行录音,作过各种试验;应邀在所就职的陕西工学院一次大学生文学讲座上,对热情的大学生朗读过其中的一些段落。这首诗终于写成了,可是它到达不了读者那里。在我与读者中间,隔着厚厚的铁幕,这黑暗茫无边际,它遮蔽了大部分光芒,使任何一个挑战文学权威的青年都要为之心碎。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费先将它印到书上。在写作《走向人群》前,由于诗人王雁等曾有过编辑出版汉中诗人丛书的创意,为搭上这趟车,我当时已编出过一本诗集,名叫《就建筑问题答F》,曾寄王雁先生审读,反应很好,据与王雁熟识的同事夏女士说,王雁对这些诗作大加赞赏,尤其是《蔑视颂》一首,显示出某种陌生的才华,非常令人惊喜。这本诗集后来主要因为王雁先生的突然逝世而永远搁浅了。这时候,由于《走向人群》一诗的成稿,这本计划出版的诗集分量陡然加重了。
这首长诗给当时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在我的写作历程中,这首长诗的写作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我从一个苦苦摸索的文学青年,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创造的境界。由于这部书的出版,我在汉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先锋诗人,在省内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我前后接到的五十余封读者来信中,大多是素不相识的大学生朋友,有的是硕士在读生。同时接到一些名家的来信,如《诗刊》社的丁国成、《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社的谢昌余、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范曾等。特别是范曾,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的知名中国画家,主攻人物画,经历复杂、坎坷,对古典文学浸淫甚深,在中国艺术界影响甚大,也写诗做文,他的来信当然有对后学的鼓励因素,但也不全是信口乱说,他一定认真读过了这本偶然流转到手中的朴素的题名《走向人群》的小蓝皮书,在内心引起了某种共鸣(范曾,当代艺术家,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于1987年1月9日来信称:“刘歌同志,你的诗实在写得好!奇崛瑰丽而又峥嵘确荦,我想,唐之李贺、宋之吴文英或可伯仲。总之,我十分欣赏——激赏,谢谢您给我这本动人的诗。”此信笔迹遒劲,神采飞扬,原件至今珍存。)。从后来的情况看,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前后,中国先锋诗歌界(这个时候的先锋尚未堕落为伪先锋,堪称真正的先锋)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诗歌风暴,但一般而言,它们是散在的,地下的,是晦暗不明的,民间的,这些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的诗歌现象,正在悄悄地为一场诗歌风暴积累着能量。《走向人群》在这个时候出来,正暗暗应合了诗歌运动内部急切地渴求变革的深层需要,它所携带的强刺激的诗歌异质元素,给诗歌界带来新鲜和强烈的感受,——诗歌还可以这样写,而且嬉笑怒骂、写得这样舒展、自由、惊险而无拘无束,这样规模宏大,而又波澜壮阔。呈现在诗里的生活样态,再也不是朦胧诗那样可以一眼看到底的池塘,而是一片暗流汹涌的深水;诗歌的结构,再也不是一根筋式的直奔主题,出现了用全新角度打量生活的复杂眼光,面对这样的生活,已经不能再用对或错、好还是坏这样二元对立的态度去简单对待,作出取舍,而是需要用自己的头脑再认识。它并不给人结论,而是启发思考;再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出现了多重声部的交错混响。在结构上,作为全诗支点、支撑起全诗庞大身躯的,是一种不同于小说的大的叙事。这个结构同时又是开放的,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架构,可以经得起多次扩充,一次次的修改没有使它面目全非,反而使它更大、更谐调、更有张力。这样的架构,容纳得下更多的生活容量,给我以很大的方便。这首诗记录了与“人群”的一次遭遇,叙写了这个过程中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情境。这是一场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特殊战争,战争的双方,有亲合,有对抗,有试探、有猜疑,充满悬念。“走向人群”也即是走向生活;在“人群”这一最复杂、最重要、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结构面前,一切都必须重新面对,教科书上原有的绝对真理统统失效。这首诗是绝对独创的,它使写作的过程变得非常愉快,就像是一次充满了奇迹的冒险。这是一首复调的诗,全诗激扬流荡着飞动的旋律,四百余长句一气呵成,有不少长句多达四到五百余字,且不带标点,只有看不到边的句群,像洪水一样源源而来,让人们在一般小情境、小智慧、小激情诗歌之外,看到一个新的诗歌空间。这样一首强烈先锋精神的长诗,我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哪一家刊物肯予发表,在当时朦胧诗已显颓势、而新诗歌尚未绽露头角、一切都在未定之数的情况下,肯定轰动全国、一举成名,我对此有强烈自信!只是自信归自信,当时官方刊物是绝对不可能发表这类诗歌的,况且它的篇幅又这么大,但我敢肯定,不止十余家刊物的诗歌编辑应当看到过它的几个不同的版本,因为我把它先后投寄到不下十余家诗歌刊物,无一例外都遭到了退稿。因为这首诗很长,仅仅是抄一遍就很不容易,后来也无力再抄清投寄了。这首诗也曾投给汉中《衮雪》杂志,当时该杂志诗歌编辑也是一位诗人,他用红笔进行了多处标记,认为这些地方对人群调侃过于尖刻,提出将那些红笔划出来的部分删掉,然后可以在杂志上登出来。我那时非常希望这首诗发表,我认为它是重量级的,一经发表立刻成名,在哪个范围发表,在哪个范围成名,对它的艺术冲击力从不怀疑,可一听到要以删掉那么多好的句子为前提,我毫不犹豫地加以否决:这样的发表没有任何意义,等于将这首诗在事实上枪毙。幸而我没有用删改去换取发表,这首诗到后来又经过了几次重写,到一九八五年大体定稿时,篇幅几乎扩大了两倍,后来作为压轴之作收入诗集《走向人群》面世了。这首诗第一次以铅字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现在看来,当时最好的诗歌都是通过民刊传播的,但由于我置身汉中,身边同样品质、潜力巨大、且能够将诗歌进行到底的诗歌同道极少,我一直是单打独斗,看不到民间诗歌运动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会有什么样的前景,不相信诗歌会通过民刊传播开来;更重要的是,《走向人群》如此好的势头尚且不被官方诗界认可,成为对我诗歌创作活动的一个沉重打击,使我对诗歌界失去了兴趣,加之此后退出诗坛达五年之久,《走向人群》所造成的影响自然也就慢慢归于沉寂了。当时的希望不是没有原因,如果这本书能在更大的范围里得到传播,让更多的人都看到的话,我的成名可以提前整整十八年。那样我将是后来被广泛谈论的第三代的重要一员(如果同意“第三代”这个称谓不是谁私人的专利的话,我实际上就是第三代诗人里把写作坚持到现在的最重要成员之一),我的写作就不会有后来的五年空白,这一切都因为我的自动退出完全改写了。知道一个诗人五年不写作意味着什么吗?在《走向人群》出版后的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一年整整五年时间里,诗坛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些事件是:海子的崛起;非非的崛起,在创作和理论上达到高峰;他们集团的崛起,并逐渐引起重视;于坚的出现,于坚那时写的是《尚义街6号》那样的所谓口语作品,可是无论怎么看这首名作都不怎么样,远远不如后来的一些于坚作品,于坚乃是大器晚成的。后来是“六.四事件”,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西川等知识分子诗人出台,再后来才是伊沙一类后起之秀登场。这是一段多么丰富和波诡云谲的诗歌时期啊!一个富于独创性的诗人其实不要这么多年,只要其中的一二年,即可以以风格独异的诗歌作品得以独步诗坛,誉满天下。可是我在这一段完全退出,不读诗,不写诗,连文学杂志也不读,是完全的空白。我对文学、对诗歌决不赖着,能搞则搞,不能搞就拉倒,态度决绝到如此,换了别人,未必会有这样出自诗人本色的决绝和勇气。
让我们来看看,这首诗中的一些句子:
从一开始,我就好奇而且惊恐地注视着你,看你的面容在
艺术的镜面里,永是痉挛永是抽搐。
我惊恐地听见剧院里,你的情感在窃窃私语,看见你起伏
生与死的呼吸,娴熟地搓动钞票,嘟哝着神秘的语言、
斑驳陆离的语言信步穿行。
动乱、集会、地震、战争、英雄的壮举、庸人的构筑,形
形色色的事件,石块般向你投掷;
命令、文告、报纸、演说、不屈的抗争、甜蜜的许诺,源
源不断的消息,雪片般向你纷飞。
再看这样的段落:
你没有扳倒我,挤扁我,揉碎我,驯化我,放逐我。
你不能扳倒我,挤扁我,揉碎我,驯化我,放逐我。
我像一柄硕大的刺,钉牢在广场之上朗声读书,哪儿也
不去,我哪儿也不想去。
我给老W发信,给罗树生发信,给全世界发信,给C女
士发信,碰到开心的事,就哈哈大笑,我觉得挺快活。
——是的,我挺快活。
你嫉妒啦。恼怒啦。咆哮啦。拿出绝招啦。最后,你唰
地亮出王牌,顺便给了我一点颜色,挺准确地敲了我
一记耳光,却没有来得及用上嘎嘎响的三接头皮鞋,
这个,我很清楚,你也清楚。
你嫉妒啦。你恼怒啦。你咆哮啦。你拿出绝招啦。最后,
你唰地亮出了王牌。只是,再也不好随便敲我耳刮子,
更别说使拳弄脚——这个,你很清楚,我也清楚。
我已经揭过了人生千山万水、波诡云谲的篇章。
我已经逐尽宿怨,径自跨越了基度山伯爵的偶像,他不
过宰掉了几只小狗,还绞尽脑汁,用光了一个男人一
生中几乎全部的精力,还是仰仗偶然,难道值得崇拜,
我想;
我不是伯爵,我想。
又如:
照他们的意思,我最好教书;我儿子最好教书;我孙子
将来最好教书,要不回家种田。
照他们的意思,诗人一般都在远方居住。想写书,试试
也可以,只是最好只写一本书。最好一本书写成了,
却没有人给印,然后手稿撕来当手纸,我他妈的真气
人。
我向他们点头,赔笑,作出聆听真理的姿势,一面把自
己关在乙型楼223 号,高歌,低吟,为生命作颂,为
蔑视作颂,被愚昧和厄运轮番掠夺,以你作窝,听秒
针咔咔敲碎了九个春秋仍是敲击,后来,我找到了我
的老婆。
她挺好。我是说她人挺好。我是说她对我挺好。她崇拜
我简直五体投地,我挺洋洋自得。当然我也崇拜她。
当然这是题外话。
恕我不能再引用了,这样的句子在《走向人群》里比比皆是。
人们读诗歌,主要不是因为诗人是多么了不起,可以为我们制造一些令人惊奇的句子,而是——与其说是诗句震惊了读者,还不如说是在诗句背后那个独特的写作者,说出了让他们不能不刮目相看的话,让人不能不为之感到亲近。这样的理解激励我,使我有可能蔑视成法,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诗体。是我,一个笔名刘歌的中国诗人,最先发现“人群”这一创作母题,并以独一无二的语言和形式,对它进行了诗性指认,使长诗在事实上成为那个遥远年代里一个青年朝圣者的精神自传。
这种写法最早见于美国金斯伯格,可是我也没有有意去模仿金,当时甚至不知道美国有一个金斯伯格。只是有一次,在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四年间的一次文学聚会上,当我让青年诗人赵栩看了《走向人群》的手稿之后,赵脱口而出,说:“好,大有《嚎叫》的味道。”可是我此前完全不知道有一首《嚎叫》,出于好奇,特意买到一套选有金斯伯格长诗《嚎叫》的《美国现代诗选》,一看,风格果然有几分相近,只是内容和精神与这位垮掉一代老祖宗都截然不同,如此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其实,这样的写作在我并不是无迹可寻,它是苦苦摸索的结果,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九七九到一九八零年我写作《独对永恒》;在我一九八二年十月前后写作的《蔑视颂》中,就已有这样的苗头,其特点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调动全部当代经验,极尽渲染铺排迅速推向极端。我的天性中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种事物迅速推向极端。我的天性中还有一种东西就是包容,因为我中气十足,倾向于使诗歌写作具有一种波澜壮阔的辽阔和气势。这样的写作对我确实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它使我很快与朦胧诗拉开了距离。如在《蔑视颂》中,我曾经这样写道:
那么,朝我跪拜吧,向我皈依吧
请跟我来振兴蔑视的几乎从未真正兴盛的事业
请跟我来展现蔑视的千载独步的风采
请跟我从北风清扫一空的广场上拣起蔑视的话题
以圆号的音域吹奏到辉煌:现在是我横枪跃马
问鼎蔑视的王位,在比蔑视更高的地方站立,
并且蔑视——
又如,在一九八六年“两报诗歌大展”当时写下的《丙寅年间的做诗秘诀》:
想当诗人,你就放弃阳光、雨水和露珠,躲进铁皮小
屋,在惨淡的灯光下学习超脱修炼蔑视,尽量从潜
意识的深处最深处,搜寻一些富于张力的名词,一
些稍纵即逝的冲动,从而与诗取得最近距离,然后
写作
当然写作不是主要的
想当诗人,你就得买一身反传统的衣裳,打扮成先锋
的样子,外观也得潇洒风流,会抽烟会喝酒,会大
把大把花钱,至少足以让女性一见倾心,然后
去变形,夸张,通感,超前,体验,象征,朦胧,生
活流,对应,突破白天进入黑夜,超低空飞行,在
纸上堆积起绿色、青色、白色、蓝色和黄色,你得
对形式有足够的敏感,最好就认它作诗,有时候,
它与诗的确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
想当诗人,你得先去填表,入伙,开会,起草宣言,
称兄道弟,前豁后拥,去敌视,去火并,去游说,
去表态,宣布走向世界,而最最重要是得打出一面
标志革命的旗帜,它的颜色无关紧要,但旗号是否
新颖别致最体现水平,就等于是诞生一个流派,而
流派即为不朽,至少文史留名无疑
虽说世界上没有小说做法,可做诗就不同了
在今天,既然杰作很不好写,想当诗人,谁他妈的还
用一辈子去体验命运
应当说我对于我们时代伪先锋的讽刺和批判,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样的被伊沙称为“于坚体”的东西,在很早以来一直是我的看家手段,操作娴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而那个时候,于坚在哪里,西川在哪里?伊沙其人又在哪里?
正如我在自传体长诗《无地自容》里所说的一样:
我是一个诗人 我认为就是如此 这个想法已经产生多年
现在 我正在试图对这个愚蠢的问题加以论证
一九八0年开始写作 有长诗《独对永恒》成篇
一九八二年写作《蔑视颂》 在《诗刊》发表处女作
一九八五年写作《走向人群》 所显露的写作倾向到九十
年代开始走红
一九八六年出版《走向人群》 范曾来信表示激赏
盛赞其诗奇谲诡丽而又峥嵘确荦 唐之李贺宋之吴文英或
可伯仲
汉中赵栩和坡子等青年诗友以狂飙诗人相称
一九八六年又写下一篇《春夜试笔》的好诗
这个时候可是相当久远的 有一些事物已经开始变得模糊
这个时候伟大的于坚在哪里 韩东在哪里
伊沙在哪里 大名如雷贯耳的海子在哪里 西川在哪里
北岛当然还在 可此公已然老气横秋
舒婷在中国的南方愁眉苦脸眼看才力不济
正在被一大批新诗人吵吵嚷嚷推倒抬走
就在这个时候的某一天 在中国的咸阳
一位名叫刘歌的青年诗歌写作者 迎接了另一批诗歌写作
者英雄凯旋般的欢呼
而伊沙所谓的“于坚体”,不过是我在不能将自己作品在更大范围公开的情况下和后来退出诗坛、完全不在场的情况下,又被人以一种引领诗歌写作新潮流的东西在所谓诗坛进行了抢注而已。而且伊沙的话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误我不能不予以纠正,这就是,我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截止二零零四年十月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在当代中国诗坛,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诗人,作品的量也相当的大,事实上我是一个风格不断变异的诗人,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中国诗歌运动的现场进行着多种书写。摆脱自己,这是我的一贯追求。我的作品如果说喜欢或者偏爱以这样的方式说话,那么在更多时候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说话,——比如,在一九九二年冬写下的一首长诗中有这样一些完全不同的句子:
我曾打着口哨,在青春的险象环生的道途
流连徜徉,度过一段难忘的逝水年华
但书架上七卷本的传世之作,属于某位法国籍的马塞
尔·普鲁斯特
而你,生命像业已进入冬季的河流
留下满滩沙砾、石头与倾斜的老树
青春的滋润的水土已经过多地流失掉了
树根毕露两岸永恒的饥饿触目惊心
你的粮仓当广贮成功的谷物以备荒年
如今却只有强加于妻儿的匮乏和动荡
还有一些残存的金戈铁马的梦幻和一些堂·吉诃德式
的英雄主义
如此舒缓从容而又意蕴深沉的书写,不知又是“克隆”了谁呢?又如,后来又写下一首长诗《向往清白》,起首就是这样的句子:
我依旧笃信劳动,为劳动素朴的美丽
及其切切相关的事物流连忘返、感叹唏嘘
当我从贫困苍凉的版面上把苦难读尽了
在很多年以后,我依旧沿着劳动的路线
追赶阳光下没有罪恶结伴的财富
让生命追随季节缓慢推进的车轮碾过流水
妻,那些从罪恶里打捞出来的富贵
绞缠着太多弱者的冤魂和魔鬼的梦魇
给再高比例的商业回扣,我们不要
我依旧向往清白,相信浓艳终将被北风收走
惟有清白香出群芳是灵魂不凋零的春色
虽然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事物都在变化
永恒只是诗人为安妥忧伤而杜撰的词汇
我还是渴望进入冬天,以忠诚打开冰雪的内心
不满足仅仅从父亲手里接过劳动的不朽经典
把它小心翼翼地供奉在高高的神龛上
我由此前进,推动英雄的风暴走向大陆腹地
隆起的高原,把劳动锤炼成英雄语言
至于自二零零二年七月上网以来写下的大量诗歌新作,如《没有上半身的人在原野上奔跑》,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没有上半身的人在原野上奔跑 不是那个刑天
世界的幸存者以肚为目 以脐为嘴 在原野的一角大口
地喘气
他们刚刚从一次灾难的内部出来 显得惊魂未定
他们没有血 只有肉 而肉是残缺的 另一半丢弃在地
上 后来被野狗叼走了
他们没有乳房 因为切开时连乳房也一起切掉了
他们说即使很痛苦 也要将上半身与下半身断开
仅仅保留生命的根部 目的在于强调肉体的在场
他们不准备让任何人为这个事负责 不愿意通过手术缝
合
与上半身连接起来 整天处于上半身的光照之下
他们喝醉了酒 语句含混东倒西歪深一脚浅一脚
他们说 这个叫作美 为了美 情愿一直冻着
他们腰里别着随身听和手机 到处接着电线 像是杞人
在现代的样子
他们将一切都暴露在风中 然后大步穿过风
穿过人群 以为自己不是比人群更低 倒是被人群更高
贵些
够了。如果不是考虑到这篇文章的篇幅,也许我会不厌其烦地引用下去,真到把它变成一部诗歌专集。可是我认为这个不必。我只能说,伊沙阅读范围有限;伊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以伊沙其人的夸夸其谈和自以为是,决不会静下心来真正进入另一个当代优秀诗人的写作。他只知道有一个所谓的“于坚体”,不知道还有一个“刘歌体”,——自二零零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愤怒》之后,本人又将这些诗贴上网络,“刘歌体”特有的“愤怒”已经在诗坛大放异彩,为世纪末颓败的诗歌现场,投进了一道炫目的亮光,其中在二十年时间里倾情打造的五千余行系列长诗《命运·九歌》,引起有识之士广泛关注,一家出版社看好,愿意为我推出此诗的单行本,预测定价如果控制在八元以内,有可能为出版社带来利润。以严肃诗歌而能被资深出版人士认定为必赚,这样的看法其含金量不言而喻。奥妙无他,这是读者需要的诗,是最大限度介入生存、介入当代、介入存在的诗,以诗人铁血冷骨的人格力量为支撑的有根的诗,乃大诗。它之引起重视,完全是因为包含着一个诗人在二十年时间里的巨大投入和劳动,是一个诗人生命质量向诗歌的转移,如果有人尊敬我,并不是尊敬我本人,而是在尊敬真诗,对真诗表示敬意。它们的光芒来自于诗中建构的理想,而其强大的力量则直接来自对社会、对生活的尖刻批判,这样的诗,意味着诗人不泯灭的良知,非真英雄而不能为。“刘歌体”的“愤怒”,在于坚的前期诗里没有,后期的诗里也没有,在伊沙的诗里更不会有。众所周知,当代中国诗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毒害,只能崇低、向下、破坏,只能“解构”而无力“建构”;只能越来越油滑,向市侩方向急速滑落而无力自持,而我的诗早已与这些所谓诗摆开了对峙的格局:如果这些人写的是诗,则我的一定不是;如果我的是诗,则这些人写的就不是诗。伊沙是一位在当代诗坛非常活跃的诗人,有不少追随者,精力充沛,作品量也不能算小,可是我并不认为伊沙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诗人。并不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是什么一根“积极的毒刺”、“九十年代诗歌同义语”、“中国的波德莱尔”等,好像中国诗坛离了他,一定要黯然失色,天就会塌下来。这不过是伊沙其人的幻觉。伊沙的确有自己的才能,可是才能不在这里;伊沙的成功不是诗歌的成功,他的才能投错了方向。我认为,伊沙的悲剧,是一个缺少诗才、缺少对诗美的感觉、但因为羡慕诗歌的光荣、而一心要挤进诗歌里来的人的悲剧。我并不认为他的那些产量很大的伪诗、反诗、非诗、小情境小机智小调皮话小恶作剧诗、造反有理诗、糟蹋古典、让唐人笑掉大牙的伪长诗,就能让我这样一个在诗歌里浸淫很久的资深中国诗人俯首称臣。伊沙是叫那些刚入道、一时找不着北的文学青年给捧坏了,他不知道这些青年之所以捧他,乃是因为只有他的诗才最好模仿。这里有一个秘密,即伊沙的诗是可以快速批量复制的;像伊沙这样不需要投入生命就能进行流水线生产的作品,居然会在这个年代流行开来,本来就是一种反常现象,可是这些人恰恰从这里面看到了希望。伊沙不过是伊沙,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不过是走在街上同一般人毫无二致的普通写诗人。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当代汉诗写作的一次大规模迁徙正在全国范围兴起,渐成风潮,这是一次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更为广泛的诗歌运动,其文学史意义不可低估,而“刘歌体”的“愤怒”作为其中的核心部分,必将为更多的人所知晓,看似不可一世的伊沙之流,正在被人们抢先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