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鼎立的中国当代诗坛
——对知识分子、下半身、回归三大写作倾向的初步清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宗派林立的中国诗坛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写作倾向：知识分子写作，下半身写作，回归写作。在这三种诗歌写作倾向之中，前两者由于人所共知的种种原因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后者则一直处于被伪先锋写作完全遮蔽的状态，只是在时代的巨轮进入新世纪以后，才开始走到时代的前台，并且一经出台即显示出强劲的势头，业已成为当代中国诗坛不容忽视、也最有希望的第三种力量。
中国诗歌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方面，以朦胧诗为代表的那个潮流已经非常遥远，似乎没有任何接续的可能，靠知识分子诗人“末代皇帝”一样羸弱的身子骨，已不可能挑起推动现代中国诗歌走向中兴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新诗人们的路到下半身这里明摆着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似乎再也翻不出什么花样。
中国诗歌向何处去？哪一条道路才能为我们带来当代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
就是从这里我们分开流水，触摸到当代中国诗歌那遍布嶙峋石头的坚硬河床。
苍天在上：诗歌用五分之一世纪走完两步
当代中国诗歌的复兴是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叛开始的，——如果以一九七六年为标志，当代新诗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过了二十余年的路程。也许与这次反叛来得太强烈、印象太深刻，所取得的成就太辉煌直接相关，后来的诗歌运动几乎都从这里汲取营养，甚而至于纷纷效法，为最后走火入魔、误入伪先锋的歧途埋下了伏笔。新时期以降，凡有诗歌运动无不以反叛开始，再以被反叛收场。后来的新诗人要走上前台，无不先从昔日的偶像试刀，用以往先锋们的血祭旗，将昔日诗歌殿堂上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偶像毫不犹豫地推倒，打碎，再牛皮烘烘地从上面踏过去，——注意，是打倒、完全抛弃而不是继承和超越；——似乎不如此就没有办法写作，不如此就只是一些傻逼，相反只有这样才叫爽，才先锋得彻底，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快地将诗歌的制高点从僧多粥少、战火频仍的当代中国诗坛上抢夺到手，——最奇怪的是居然还屡试不爽。
有关朦胧诗以来二十余年的诗歌走向，不少学者都曾进行过梳理，写过不少文章，出过好多本书，说得很高深、很复杂，在我看来事情其实比较简单：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时间，诗歌所走过的道路固然漫长坎坷，可是从总体上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A、从朦胧诗到第三代
第一个阶段为一九七六年肇始，到八十年代初达到高潮，再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归于衰退
的朦胧诗及其余绪阶段。这个阶段，诗坛的格局大体以北方的“今天”诗人集团为主体，以
白洋淀诗歌群落大批实力诗人为两翼展开。以今天派首先发难为开端的当代中国诗歌复兴运
动，就像逆子向严父发起的反叛，其矛头直接对准压抑人性的主流话语。这批诗人在艺术手
法上全面出新，使诗歌从“文革”十年的绝境中大举反旗并成功出走，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
力，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审美追求，故有不很科学的“朦胧”之说。在精神价值指向上
，朦胧诗人以巨大的社会责任感出现，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为时代代言为荣，表现出一种
对于意识形态强势话语的巨大挑战和强烈反叛。朦胧诗的主将北岛率先喊出了“我不相信”
的时代强音，在神州大地上激起了经久不息的回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诗歌写作乃至于整个文学。在那个年代，诗人们不只处在文学的中心，而且一直处在社会的中心：他们做了英雄
，也受到了全社会英雄凯旋般的欢呼和敬重。——这个阶段，也包括后来的所谓后朦胧诗、
第三代诗这样两个时期(在有的论者那里，把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统称为第三代诗)。这两个时期，朦胧诗由盛极一时趋于弱化，慢慢淡去，不知不觉从时代精神生活的中心地带退出走向边缘，诗歌在后朦胧诗和第三代手里开始呈现出变化和分化的迹象，两报诗歌大展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些诗人（包括像杨炼等被认为“朦胧”的诗人）不约而同地试图在朦胧诗以外另辟蹊径。大量出人意料的和离经叛道的诗歌文本伴随着千奇百怪、令人瞠目结舌的宣言出现；民间诗社的异常活跃和民间诗歌刊物的大量涌现，使诗歌写作呈现出难以预料的复杂走向。这个时候的中国诗坛，就像是一锅将开而未开的水一样暗暗涌动，但是谁也说不清到底会涌出些什么花样，其走势显得很不确定。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日趋宽松，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已经成为不太必要，而且显得落伍，故理想的渲泻和道德批判的力度大幅下滑，诗歌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缩小，震撼力下降到无（诗歌的日益边缘化大抵就是从这里开始），可这两个时期诗歌写作的主流仍然是朦胧诗的。诗人们没有脱离以意象为中心营造诗歌文本的惯用做法，对诗歌的英雄主义情结显得恋恋不舍，故这个时期大体可以看作是朦胧诗在惯性作用下的一个延续和回光返照，——这也许就是后来知识分子写作的滥觞。（将近二十年下来，作为一个诗歌运动的朦胧诗，尸体被分解得一点不剩，遗产不知去向，我们只是在当代知识分子诗人的诗歌写作中，才偶尔看到些许当年朦胧诗的模糊面影。知识分子写作阳萎的病根及其与民间派诗人冲突的祸根，大抵也就是在这里深深地埋下。）
B、从民间派到下半身
在对这一段诗歌历史进行梳理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到八十年代末，忽然出现了海子。海子情况比较特殊，他的诗歌可以看作是朦胧诗写作倾向的一个解放或者突变，从总体精神上属于浪漫主义这一个谱系，而且非常优秀。但海子诗歌，只是后来诗歌运动中一个出人意料、令人惊喜的异数，有巨大的独特性和偶然性，不影响到这个总体的分段。第二阶段大体从八十年代后期肇始，经九十年代直到当下，为民间派诗歌一统天下到向下半身急剧下滑阶段。这个阶段大体从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的分化开始，以“他们”诗派为主体、以非非、莽汉等文化虚无主义诗歌派别的推波助澜作为推动，以《诗刊》在头条位置发表“他们”主将于坚《尚义街6号》为标志，一大批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新诗人高扬反叛的旗帜，大量写作用当时眼光看纯然是离经叛道的作品，开始引起注意。其作品开始更多地爬上主流刊物的版面，一时成为新锐或者前卫的象征。加之中国诗坛向来有跟风的传统，一旦一种新的诗歌显露出走红的迹象，立马会不断有大量新人闻风跟进，往往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一种诗歌迅速走向全盛，——无可奈何花落去，朦胧诗作为一种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一去不返，好日子被新生代诗人们咄咄逼人的叫板声完全颠覆，人们争先喊叫PASS北岛、PASS舒婷。这批诗人将昔日的偶像统统推倒，没有表现出一星半点的敬意，牛皮烘烘地嚷嚷着抬走。整个诗坛是一片征服和占领的狂欢。这批诗人不约而同地将口语作为诗歌的语言，让活的口语进入诗歌。如果朦胧诗人玩弄意象起家，这批诗人则将叙事、调侃、反讽等手法引入诗歌；朦胧诗人往往以社会民意代言人自居，自视为社会的良心，是视民如子的大政治家精神上的一个投影，这些诗人却宁可对这个居于时代中心的显赫位置敬而远之；朦胧诗人推崇崇高，主张英雄主义，这些诗人反崇高，对英雄主义不感兴趣，反过来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如果代言，他们情愿为自己代言；他们很干净利落地将社会责任卸下，轻装上路；他们嘻嘻哈哈，打情骂俏，一路述说着日常生活中平淡然而不乏趣味的秘密，一点正经没有；朦胧诗人站在时代的最高处，以先锋的姿态对社会进行启蒙，指望唤起民众，而这个时候，那个铁板一块渴望启蒙的民众作为一个巨大的集合体已经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些对时代、政治一类命题漠不关心，只看自己得到多少、只对一己日常物质生活表现出兴趣的无数分裂的小众。这批诗人正是顺应了这个时代变动的势头，完全取一种低的姿态进入诗歌，言说自己的日常生活。这种诗歌完全不像朦胧诗那样到后来越来越晦涩难懂，相反从一开始就比较浅近，几可说是明白如话，无需多动脑筋就能理解，无需多加训练就能够写作，读着舒服写着顺手，一时间竞相复制达到极盛。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这条线上产生了韩东，大名鼎鼎的韩东以一首玩弄小聪明的小诗《有关大雁塔》登上诗坛，将这种日常主义的倾向向前猛烈推进。诗歌的步伐总是比人们预想的更快，你前进了一步，他就前进一丈；你推着手推车上路，第二个人就有可能开着汽车，到第三个人则极可能把悬浮列车牛皮烘烘地开上道路。韩东这位昔日“他们派”的主将，在于坚开辟的道路上大步迈进，由日常的调侃一变而为对传统的解构，由此而有伊沙和沈浩波者流纷纷出其门下，居则非同类者不居，出则呼朋引伴高视阔步旁若无人，言则非先锋者不语，要么突入京城找知识分子诗人“盘锋论剑”，要么外国开会携洋自重，俨然一副惟我独诗、惟我独尊的老大做派，由此开始了当代诗歌历史上一个反传统、反崇高、反神圣、反抒情、对所有伟大事物统统予以消解的过程。“他们就像一群用纸制的大刀猛砍空气的狂人，发泻着心中的怨气。”〖ZW(〗野航：《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意识》，见回归诗歌网。〖ZW)〗这批诗人像一群快乐的细菌，紧紧附着在生活的肌体上，将生活中伟大和崇高事物真正诗性的一面一网打尽，其诗粗制滥造，却从地上拣起一个外国名词：“后现代主义”。——你看看，他们说他们的写作是“后现代”的写作呢！诗人们急于表态，一个个要与传统一刀两断，好像谁不如此，谁就不够牛逼，谁不如此，谁就不是真诗人，谁就没种，谁就英雄得不彻底。他们说，这就是当下先锋的本意。你可以有人说他们一文不值，他们立马宣称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一文不值的痞劲，他们的存在就是要使既有的一切不得安宁。他们不需要上升，惟以沉沦为乐；他们不需要崇高 ，因为崇高太累。生活没有意义，生活完全荒诞，生活只配被无情地嘲弄。诗歌质量全面滑落，浅表性的写作游戏随之大行其道，诗坛充满了粗俗的咒骂和渎神者饱食禁果的狂欢。——当代中国诗坛大量一文不值的拙劣诗歌，就在一些自命先锋的新诗人对生活无情消解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来。
直到在这种倾向内部发生分裂，产生出“下半身”这样一个诗歌怪胎。
比他们的前辈更彻底，下半身诗歌集团干脆将人性的皮全部扒掉，踩在脚下。下半身的精神上的父亲韩东前辈还只是说“诗到语言为止”，他们则干脆声言：“诗到肉体为止。”他们的韩东前辈们还只是满足于酒足饭饱之后的调侃，仅仅走到悬崖的边缘，在那里左顾右盼，有些腿软，继起的诗人却不分男女，一个跟着一个往下跳。他们跳了下去，跌入了恶俗和淫荡的大便池，还在歌唱，说这里多么好，多么快乐。他们办起了自己的刊物和网站，有了众多的追随者。他们说，现在先锋的本意不再是民间立场，也不再是什么口语，而是民间立场或者口语诗中的“下半身”。他们说现在他们什么也不怕，——因为他们已经“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
靠弑父暴发终必因弑父破产：伪先锋的路到今天已经走尽
以上回顾尽管粗疏，还是可以看出，当代中国诗歌这些年来实际上只走了两步：诗歌其实只是完成了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一次摆动，摆动的一极是以朦胧诗为代表的一面；摆动的另一极是由于坚开创、经由韩东、伊沙等扭曲而走火入魔的另一面。
在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这片危险的水域，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公平美丽的和平竞争，只有一场打倒与被打倒的周而复始的死亡游戏，这是一场真正的诗阀混战。乱世出英雄，“有枪便是草头王”，——《沙家浜》里胡传魁这句打油的粗鲁的歌唱，倒不幸言中了若干年后中国诗歌的残酷现实。诗歌的逆子们已经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取消诗，将诗全部消灭，就地火化灭迹，不留任何曾经存在的证据。
纯形式层面的种种无聊试验和艺术上野心勃勃的革命冲动常常以诗歌运动的面目出现，在名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的急功近利性质被诗歌革命的时髦辞令巧妙地掩饰起来，诗歌被这些年一再冒出的所谓先锋劫为人质，然而不消二十年我们很快就看到，随着这些伪先锋有限诗歌文本质量的全面下滑，若干走马灯一样走过前台的诗歌运动已经难以为继。他们推出的一些代表作只是粗劣货色的代名词，完全不敢恭维。一些美其名曰先锋或准先锋的东西，正在被排山倒海般的相互复制的浪潮摧毁。先锋们也许各有特点，对当代新诗的建设各有贡献，不能说就完全一无是处，可是先锋们也并不如一般想象的那么伟大，他们并不想纳百川而成其大，相反只是代表诗歌的某一个方面，并迅速地推动诗歌运动的疯狂飙车，把这个特定而狭隘的方面推向极端。先锋的车箱里装满了过多的私货；先锋只是看着自己很美很独特，却与时代真正的大美当面错过。先锋的肩膀应当是高挑的，高过了庸众的眺望的头颅，仅仅与一个时代的哲学并肩而立，可是他们的实际表现却相当糟糕，——一种媚俗的性质深入骨髓无可救药，是不需要显微镜就能看得很清的。他们的存在不是引领一个时代的诗歌向前，而是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迅速向下，永远是一个下滑的倾向，只能在一个远远低于生活的层面活动；不是志存高远的革命，而是极力迎合各种各样的低级趣味，拉一个时代的诗歌下水。
复兴中国现代诗歌的大业不能指望叫得很凶的先锋。我们曾经在先锋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次真正成功。伪先锋们的路到今天已经全部走尽。
作为朦胧诗运动遥远回声的知识分子写作显然不能挑起这一历史的重任。在这一派的写作里，尽管出现了像西川这样几乎可以称之为杰出的诗人，但是不多。一些被炒得很凶的知识分子诗人作品平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总的情况是每况愈下。“他们太骄傲于其知识分子地位和中年状态了，把诗歌意识的蕴藏之所忘个干净，割裂了与诗歌土地的活生生的联系，本末倒置地把书本当成写作的源泉。其结果是出现了许多矫情、抽象的作品。他们的经验越来越像关在笼子里的猫，他们的经验也越来越具有急功近利和无病呻吟的气息。借用布勒东的说法，他们正是生活在逻辑秉政时代的诗人，他们记录的每一件事情都具有纯属多余的性质。”(野航：《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意识》，见回归诗歌网。)这派诗人也许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他们的朦胧诗前辈们那股清气和正气，有着高贵的血统，可是由于大多托生于学院，其中一部分直接担任着教职，他们呆得最多的地方是清冷和典雅的书斋，远离生活现场，而且这批诗人大多时候眼睛向上，不愿意、也不可能看到更多生活的真相。在他们的诗歌写作里，既不可能有活生生的愤怒，也不可能有生活的柔婉和温馨；既不可能有海子那样天马行空的瑰丽想象，也不可能有细腻独到、镂刻很深的写实笔法，眼睛向上的结果之一是，其作品面孔呆板、语言僵硬，总体上越来越缺血、缺钙，越来越苍白、羸弱，越来越无病呻吟而且越来越自恋，一头钻进了精神的象牙之塔而离今天的时代越来越远。
知识分子写作不行，那么民间立场是不是要好一点呢？也很令人失望。于坚也许是民间立场诗人杰出的代表，写作过不少优秀的诗篇，可是他所开辟的传统相对于那个真正的诗歌传统而言是一种降低，从一开始就为后面等而下之且每况愈下的写作留下了可乘之机。作为民间派领袖，于坚因为后来民间派的分化瓦解不复存在，已经成为光杆司令；作为诗人，近年来的表现表明，于坚的写作已呈老态，笔力大不如前。
民间立场派尚且靠不住，作为民间立场派诗歌运动强弩之末的下半身写作就更不能指望了。下半身诗人津津乐道的一些事物和经验，是远在三百年前就被人在《金瓶梅》里写过，后来在专写风花雪月、温柔富贵生活的《红楼梦》里又被曹雪芹扬弃了的。“他们的作品在本质上属于实证主义的产物，把想象力凝固在平庸、仇恨与低劣的自满自得，对智力和生命悸动的任何敞开、升华都加以敌对。他们的作品竭力要迎合一般舆论最低级的趣味，有若描写猪犬终日之奔忙。”(布勒东语，转引自野航：《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意识》，见回归诗歌网。)这些被认为新鲜的东西其实人人都知道，只不过人们不把它们说出来。知道而不肯说出来，不是因为伪善，而是因为高尚，——人们心照不宣，不需要照直说出。对于动物的一面，人类几千年来都为之感到羞耻，不说出才是人，不说出才美丽，才在被认为属于人性力量外化和投射的诗歌写作活动中成功地贯彻了人性的原则，有效地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何况，在一个全球化的、危机四伏和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作为一个孤独的种群，人类正面临着更多、也更严峻的巨大挑战，除了性的活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除非作者不是像下半身写作那样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整天以欣赏的态度津津乐道，而是以巨大的道德力量将这些经验照亮和升华，使自己的作品从本质上脱离了恶俗和淫荡，从而具备了艺术含蓄和典雅的品质，乃至一个伟大艺术品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庄严法相。）
历史上香软色情的文学曾经一再露头，有时还相当兴盛，但没有一次真的成了气候。如有必要，我可以继续列举，不厌其烦地举出不少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东西也许永远不缺少市场，却无一不是短命的，其原因在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足够的解毒能力，能够抑制人性中俗的和贱的一面，能够辨认并迅速排除这些有害的精神毒素，使肌体保持健康。与假大空的伪抒情、伪崇高、伪英雄主义不同，这类东西不是缺少真实，恰恰相反，是太真实了，以至于跪倒在真实的脚下，心甘情愿地做了真实的奴仆。它们欣赏它、把玩它，奔走呼号要拿给人看，惟恐别人不知道这些“新鲜”的经验，永远不知道它们津津乐道的事物，其实只不过是生活真实的一部分，而且只是生活中等而下之的部分，在有人类以来就有。这就注定了此类文学的宿命：可能抵达了生活部分的真实，却失落了更大部分的真实，同时也失掉了精神的真实，不知不觉中，很快使自己成为文学的乞儿。
否定已经有过了，对否定的再否定也已经有过了，现在需要对否定之否定进行否定。——靠弑父暴发者终必因弑父破产，历史已经为一种全新诗歌的出场留下了道路。
第三种力量：一种集大成的诗歌开始走上前台
有关诗歌的话已经被人们说尽了，可是有关诗歌的许多观念却更加混乱。——诗歌的许多属于常识的道理几乎都被弄颠倒了。几千年行之有效的东西，被认为完全失效。蘸着生命和血泪写诗的人越来越少，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玩诗的人越来越多。
诗人们说时代变了。——他们说，就在我们一觉醒来的很短时间内，一切都已不再是一切。他们说“皇帝”就是穿着一件“最新最美的新衣”，可还是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看见，
而别的人却不能；他们说事物已经走上了全新的轨道。可是按照新诗人振振有辞的告白看过去，我们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西服仍然还是西服，旗袍仍然还是旗袍，帽子仍然还是戴在头上，拐杖还是拄在手上，枪仍然还是杀人，强盗仍然还是抢劫（只不过已经从古代的山林移师现代的城市）。生活还是那个生活，浑茫，嘈杂，没有结论，真理和谬误结伴，缺陷与美丽并存，一切过去时代能有的东西现在都还在。越是基本的，越是永恒的；越是简单的，越具有稳定性。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人类的基本问题仍然是那么几条。有了汽车，有了火车，有了轮船，有了电视、电脑、克隆动物和转基因食物，新花样层出无穷，可是这些东西的原因或者根系，都能在生活的源头地带找到。只不过，有些曾经是被遮蔽的，现在得到了彰显；有些是原来埋下的种子，现在得到了生长；环境污染好像是新的，其实环境污染也是古已有之，不过农业文明背景下的环境问题总归比较温和，人们往往浑然不知或者视而不见，而现代以来随着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迅速加剧业已逼近极限，使得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已经不能再承受而已。新式疾病的层出无穷和人类在新发明新创造面前的两难处境，反衬出科技进步的惊人代价和人类所谓幸福的极端脆弱。而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则恰恰是这个世界固有矛盾日趋尖锐和不可调和的一个突现。——一切都是旧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人间还是那个人间，不过更加混乱和糟糕，你能“后现代”到哪里去？
现在需要一种集大成的诗歌走上前台。这种诗歌，将理直气壮地继承朦胧诗那个传统、乃至比朦胧诗更古老的那个由《诗经》、《楚辞》所开辟的伟大传统的有益部分，也不拒绝从新时期以来走马灯一样闹腾了若干年的各路先锋那里汲取有益的养分，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养分。这种新诗歌，将立足于中国的当下，而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熔铸众多的艺术为一炉，使自己永远站立在传统的大地之上，而又力求在形式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锐意求新（而不是只在形式上刻意翻新让人短暂地惊奇），从而使自己获得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崭新艺术面貌。这种新诗歌，根是传统的，而骨是现代的，神是现代的，因为营养是现代的；或者说根在传统那里，却把修长的身体耸入现代的天空，从而打开当代中国诗歌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
广义的回归诗歌，实际上包含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杰出诗人在吸收西方诗学营养的同时，坚守和发展中国诗歌传统的努力。如徐志摩、闻一多、冯至、艾青、彭燕郊、顾城、杨炼、江河、海子、西川等，郭小川、贺敬之的作品也不例外。但回归作为一个明确的诗歌倾向出现，是以二零零一年初小海、野航、欧阳建华等人合作创办诗歌民刊《回归》为标志的。回归创刊号开宗明义地提出“回归心灵，回归自然，回归传统”三大诗歌主张，昭揭了近一百年来中国诗人企图在自已的诗歌故土上建筑中国汉语新诗大厦的雄心。随后在龙梁、杨过、唐棣、木朵、魔头贝贝、莱耳、娱雩和陈俊等人的努力下相继建立并日益繁荣的回归诗歌论坛和回归诗歌网站，利用网络的优势将这一观念迅速传播，使其日益深入人心。一大批海内外诗人、批评家、汉学家（尤其是活跃于中国当代网络诗坛的诗人）成为回归的支持者，如孟浪，北村、梅丹里、普珉、马永波、叶匡政、杨键、林北子、章平、李德武，梁积林，沈方，刘川，何武东，韩歆，刑天、张敏华、张伦、张选虹、京口、青蛇、机车，苏小和、灰尘时代、鸣钟、青杏小、红松、江南渣子、陈天雄、阳阳、易安、李商雨、林子、阿耶等等。一股股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回归诗歌的洪流。
在一封回归诗人的通信中有这样一段：“回归可以是新古典的，也可以是离开古典较远很现代的；既可以是口语的，也可以是比较地知识分子的；可以是完全面向内心的，也可以是完全面向现实的；既可以是清风朗月、独抒性灵的低吟浅唱，也可以是金刚怒目、试图为时代立言的英雄浩歌；既可以是深沉内敛、微言大义的精粹短诗，也可以是充分展开的鸿篇巨制。回归也不是那些以年代划分的诗歌派别。回归可以是一切，但要求回归的一千个鼓槌，都必须打在回归的鼓点上。也就是说，回归主要是从诗歌的根本精神着眼的，是在以往两种极端诗歌试验破产的教训上生长的，是众多不满于伪先锋们的种种做派、要求诗歌与文学传统接轨的诗歌力量的一个集结。回归更像是一个工作平台，供有回归倾向的各路诗人一展身手。如果说诗歌的发展已经到了一种集大成的诗歌出台的时候，那么这个集大成者就是回归。他必须是言而有物的，不是言不及意的。必须是有所负载的、自律的，而不是放任自流和无法无天的；它必须面向现实，而不是背离现实越走越远；他必须准备为这个时代立言，而不是完全无视时代的内心要求而背向他。他们的共同的东西在诗歌中很容易辨认，那就是：血性，思想，凝结着个人体验的生活真理，准备在诗歌中保留更多时代和灵魂的真实。这些东西原本是生活固有的，而回归诗人将它们凝结为诗，再还给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样定位，回归才宽广、才对，才更有利于对一个诗歌乱世各种势力的整合。”——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回归的一个清楚的脚注。
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传统是我们面对的高山，有发达的主脉和气势磅礴的两翼，它不是敌人，我们不可能将它打倒，也没有必要将它打倒，我们的使命在于超越。我们必须越过它积雪的峰峦，到山的那面去；我们的目标都在山的另一边。传统，就是我们面前横杆的高度；任何创新和反叛，最终都得回到它的怀抱，加入它，成为它的一部分，不然这个倾向就没有出路。传统，是我们强大的原因和力量的所在，正是因为传统的存在，我们才有可能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而无所畏惧。几乎所有的先锋无不以一个传统反对者的姿态出台，它要让人们看到，我跟传统不同，我是它的反面；我正在和那个被叫作传统的东西划开；我正在把它扔到臭水沟里去。可是真正的先锋往往离传统不远。先锋如果是货真价实的，有足够生命力的，就越是继承着传统的精华；而且越是货真价实，就越是与传统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融汇，打成一片。先锋是一种倾向、一种觉悟、一种发生在事物内部的叛离的要求，可它从根本上属于传统，是传统在偏食之后偶尔变换的食谱，在偏睡之后偶尔变换的不同卧姿。传统，是一条有生命力的大河，浩浩荡荡，从古代流到今天，等待着今天这个年代诗人才华的加入(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异端，其实都只是对于传统的献媚。向传统回归，意味着我们重新认识父亲，准备放下弑父的屠刀，满面羞愧地回到诗歌的父亲面前来，向诗歌光荣的父亲悔罪)。
并不是只有历史上的一些具体的个人会犯错误，有时候整整一个时代也会犯错误，这个错误的结果之一就是整整一个时代诗歌的歉收、甚至绝收。因为每一个时代固然不乏智者和天才，可是一个时代的智者和天才也有可能因为私心、以及总是倾向于平庸一面的惯性而断送了诗歌的前程。有时需要有人断喝一声，不对，你们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上。不如此不足以阻止诗歌的滑落；不如此，不足以让世人看到路到这里已经走尽。回到传统，也就是回到现实的大地上来，因为传统的根永远深植于脚下的这片大地之中。现实是诗歌的发生地，是一个诗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诗歌的美，就在这血与火的泥沙俱下的现实中悄悄传承。回归的出现，并不是要在新名称已经很多、几乎泛滥成灾的中国诗歌界再搞出一个名称，以便让一批无家可归的诗人入住。它的出现顺应了传统在当代条件下的内在要求，是一种来自诗歌内部的声音。回归主张为灵魂写作，为灵魂写作的含义是：写灵魂，诉诸灵魂；以诗歌在这个时代特有的存在唤醒现代人麻木的灵魂；以具有强烈现代精神的诗歌语言对灵魂实施打击或者将其用力摇动。回归主张回到诗歌的根子上来，回到本来的朴素和有力；反对言不及义，反对装神弄鬼。回归的本意就是要让人们知道，虽然伪先锋们这些年闹得很厉害，可是一种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诗歌并没有退场，它在默默做着该做的事情。它是一次刚刚开始的整合，却不是一个创建；回归不仅涵盖了以回归诗歌网站为中心集中起来的一大批诗人，也准备涵盖一大批与回归保持距离、但却具有回归向度的诗人，——它是诗歌的冬季，使一个早已存在的诗歌现实水落石出，得到彰显，变得清晰。回归的大地无比宽阔，指向源远流长、无比广阔的传统，也指向人类永恒家园的自然，指向作为第二宇宙的人类心灵，同样指向人类终极命运的未来。回归的存在就是要让灵魂返回诗歌，将诗歌从伪先锋的人质状态解放出来，让诗歌不再徒劳地复述那些不能抵达心脏的事物。
回归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传统的巨大存在里，回归诗人们找到了考量当代中国诗歌向度的清晰坐标，获得了反思诗歌现实的清醒和不被当代诗歌运动纷纭万象遮蔽的穿透的目光。在以韩东肇始、伊沙、沈浩波等人推波助澜、终于酿成灾难的下半身诗人牛皮烘烘，急于将下半身诗歌运动推向高潮的时候，是回归的一批勇敢的先行者不信邪不跟风，不为下半身咄咄逼人的气焰所动，从个体命运的黑暗之中眺望传统璀灿的星空，重新发现了传统的美丽。他们几乎是在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把写作的向度校准到同一个方向，以别具风格的诗歌文本，对当代中国新诗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其卓有成效的诗歌写作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
让诗歌的真理复辟：把伪先锋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
由于中国诗歌的伪先锋们多年来不仅倒行逆施，而且有理论有纲领，一般都是以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的形式出台，将自己一派的主张强加于诗坛，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诗歌观念流毒甚广、贻患无穷，对种种谬种流传、误诗误人的错误观念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算也许不算多余，反而恰当其时。
A、诗到语言为止
在困扰诗歌多年的诸多口号里，有一个最蛊惑人心，这就是“诗到语言为止”。多年来，这句明显的谬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反而被一些继起的诗人当作先锋的经典接过去，如获至宝一样奔走呼号到处引用。真可谓青胜于蓝，——到后来居然有了变种，到了下半身诗人手里，被创造性地改造为“诗到肉体为止”。可是，诗怎么能只到语言为止呢？对语言的如此吹捧，表明一个人或一批人对于诗歌语言就一定特别尊重吗？完全不是这样。这句话已成为诗歌领域里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凡这个年代的诗歌写作者无不落入它预先设置的圈套。
语言当然是重要的，重要仅仅在于语言是诗的物质外壳，一个诗人离开了语言就无从表达，甚至不能思考。一个离开了语言的诗人什么诗也不能写作，正如同一个舞蹈演员要跳舞却被砍去了四肢。语言是个好东西，这是指它作为一种工具而言，是忠实的、精确的、精美的、无限可塑和可以重复使用的，也是可以信赖和倚重的；离开了工具性，它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堆胡乱堆放的没有生命的字。事实上诗到语言只不过刚刚接触到诗的皮毛，诗歌有更内在的东西。诗歌所用的语言可以是口语的，也可以是知识分子的；可以是富贵香艳的，也可以是极为朴素的；可以是极尽铺排的，也可以是相当简约的，各有各的好，但是作为语言，都必须使原生的无形的诗歌得到恰当的表达，并由此取得存在的合法性。一首诗歌作品越是杰出，反而越是常常使我们忘记语言。事实说明，这些人所推崇的语言，其实只是一种僭妄的语言，背叛了语言本质的犯上作乱的语言。语言在这些诗人那里，除了表明自己是语言外，不愿意有更多的担承。他们将语言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只不过为了把语言神化，从而也趁便把神化语言的人神化，用语言这根大棒来打击异己，为自己一派的私利开路。在这些人眼里，语言只是他们贩卖私货的奴仆，语言就在这个被抬高和被神化的过程中叛离了它的本份，变得面目全非。
事实上诗到语言，只不过刚刚开始。诗歌仅仅是经过语言，可是并不停留下来，在那里定居，诗歌的前程还很远。诗到语言仅仅只是刚刚接触到诗歌的皮毛。如果在这里停下来，真是太可惜了，不说是残废的诗歌，起码是短视的诗歌，没有前途，无异于自暴自弃。至于诗歌到肉体为止，就更是胡说，连诗歌的皮毛都没有摸到。相对于“诗到语言为止”是一个倒退，就像是诗歌在死亡之前的一声惨叫——诗歌说：它活腻了，它不活了，要跳楼。
B、个人写作
什么是个人写作？是说个人是写作的目的物，还是说个人是写作的出发点？相当含混，相当可疑！至于这句话在实践中的后果，已经是十分有害！自古以来，真正的个人写作只有一种，这就是作者的日记。书信也不是，因为书信要寄给别人，与别人发生关系。要搞纯粹的个人写作，那就不要写诗，写了诗就不要发表，这个时候，无论你怎么下半身都可以，都与这个世界无关。可是你又拿出来要求发表，还指望别人承认你那个东西伟大，这就霸道了。
伟大的作家从来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导师，伟大的诗篇从来都是在代表人类言说。怎么能够设想一个诗人是伟大的，却终生只为着个人写作呢？一个作家，他可能完全是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出发，写的可能完全是极为隐秘的个人情感，或者只有自己才知道的一段经历，比如自传，可是这个自传如果不是与更广大的人类生活相沟通，则毫无意义；其间容纳的社会生活经验如果不是更为丰厚和广阔，意义也就谈不上大。作家之成为作家，就在于他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对这个时代有更多的担承（是天下国家个人加于一身的担承，而不是被证明无效的改造）。我顽固地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诗歌写作才是可爱的和可以信赖的；只有这样愿意有所担承的诗歌写作，才是值得一个人作为一种事业终生为之奋斗的。作家也罢，诗人也罢，乃是大地长出的嘴巴，是大地说话的器官。一个作家或者诗人，连自己同时代活的人群都不爱都漠不关心，却要一味地侈谈什么对人类终极命运永不放松的关怀，一个作家连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现实都不关心，都不愿意负责，却要高谈阔论地说自己是为了未来人类写作，那只是表明了这个作家或诗人的自私和伪善，哄鬼鬼都不信。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拒绝为大地发音的诗人决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他也可能将文字玩得很纯熟，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决不会有灵魂。写作作为一种事业的残酷性即在于，要求诗人必须是他那个时代的英雄，如果不是，也必得具备若干英雄的品质，否则他的写作决不可能有风骨可言。对于一个骨头太软的人，诗人这副光荣的行头，也许并不是桂冠反而恰恰只是锁链，永远显得太过沉重。
面向现在，为现在写作。为现在在世的人群写作。现在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是诗歌发生的现场。对于诗歌而言，除了这个现场，再没有第二现场。现在总是逼着每一个人（包括诗人）表态，让人们在善与恶二元对立的世界上重新站队，——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供诗人这种“优等选民”寄生的中间地带。优秀的诗人迟早要代表人类说话，代表现在说话。正义与邪恶，美与丑，——严厉的诘问就在前面，试图以诗歌的创造完成人格建树的诗人，你又能“个人”到哪里去呢？
C、反崇高和反神圣
一股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以对崇高和神圣事物进行无情消解为特征的解构的浪潮席卷而来，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无声无臭，无形无色，就像病毒一样快速复制和传播，以极快的速度侵入到一向对新事物最为敏感的诗歌的肌体内部。一些自命为先锋的诗人竞相对传统、对崇高和神圣的事物举起了消解之刀。一时间嘲弄崇高、嘲弄神圣成为时尚，好像谁不这么做，谁就落伍，谁就是不先锋；谁不这么做，谁就不是好诗人。作为一种总是以标新立异为荣的学说，解构也许可以理解，可是将其作为生活万应的法宝，将之运用于生活并试图在所有领域里推而广之，肯定大错特错。这股席卷全球的解构神圣事物的潮流，事实上只不过是人类生活在当代条件下产生的一股极为有害的逆流，是一种对于人类传统价值观的全面背叛和反动，它以对人类精神的圣殿进行肆无忌惮的大破坏为乐，为最终指归，其本质是反人类、反生活。它反映出现代高科技和现代资本助长下现代人类精神世界的极端空虚、无比荒诞、彻底绝望，人性中狂妄和歇斯底里的一面在这里暴露无遗。可是一些人看不到这个，或者看到了却不愿意承认，——一向惟洋人马首是瞻的中国伪先锋们像是忽然发现了当代版本的诗歌作法，急急忙忙将其作为新思潮引进到诗歌写作中来，乃至奉为至宝，推为诗歌写作的指导方针，并名之曰“后现代”。结果如何？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统统消解一遍并不见得就好，对崇高和神圣事物的无情消解没有为我们带来多少像样的好诗，倒是将诗歌写作引入了一个没有任何出路的死胡同，从而导致了当代中国诗歌的全面陆沉，就像不幸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只能靠卖笑勉强度日，当代中国诗歌至少在十年的时间里只能被迫在一个比生活低很多的层面上苟延残喘，奄奄待毙。
这是当代中国诗歌写作领域伪先锋们食洋不化、崇洋媚俗的又一典型个案。
文学或者说诗，乃是世俗生活的宗教，——它为俗人所拥有，是世俗生活里最逼近宗教的部分。而崇高作为文学的核心价值，一直是文学殿堂最重要的支撑。崇高是世界本质的一部分，是灵魂现实的一部分，是人类传统价值的核心要素之一。并不是崇高或者神圣本来有什么不好，仅仅是伪崇高、伪神圣不好。之所以不好，也不在这几个字跟我们天生有仇，而只在那个“伪”字，——即它是假的。既然真历来都是所有文学的命脉，——少了命脉的崇高或是神圣还能好吗？还能叫崇高或者神圣吗？事实上灵魂对崇高的东西天生比较向往，比较认同。崇高就是上帝的所在地。灵魂生来就在向高处看，想看看天空的事物。在夜里，它看看星星，想想宇宙；在白天，它看看远方，乃至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总想打开远方的秘密。人类天生对那些雪线以上的事物感到惊奇；人类天生要从崇高和神圣的事物汲取力量，否则人们不会冒险登山，不会航海，不会对时间和空间感到敬畏，不会去看废墟；走到草原上也不会感到愉快；看到雪线，不会长时间眺望；也不会吃饱了撑得慌去写诗，且以写诗作为终身的事业（尽管一些人嘴上不承认，把写诗硬说成玩诗）。人类是一种天生就要崇高的动物，崇高的事物永远都在感动人类，给人类以力量。诗里有崇高，这个诗就完全脱俗；人的格调里有崇高，这个人就格外让人崇敬。崇高就是崇高，神圣就是神圣，是生活中恒定的部分，神性的部分，不能碰就是不能碰。这是生活的规定，是既往人类生活经验的凝结。比如神所代表的一切，以及虽然不是神但倾向于神性和指向神性的一切。崇高和神圣，就是生活中的高压线，是生活中的永恒不可破的禁区，只要人类不灭，大抵就没有开禁的可能。痞气和市侩气也许能够在特定的时候和场合博得一些掌声，却永远不能像崇高和神圣一样成为主宰；世界一旦为痞气和市侩气主宰，会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僭越，是立马要被赶走的。
对崇高和神圣的亵渎并不能使个性得到健康生长，适足以反衬出现代条件下一部分人类心灵的阴暗和屑小，加重了现代人类在反省自身时渎神的罪感。对当代诗歌中的崇高（神圣）问题我这样理解：现代性的获得，不能指望通过对崇高和神圣的消解，不在于在一场对于崇高和神圣事物的解构运动中看谁更起劲更卖力，而只在于看谁能在现代消费社会日益琐碎和庸常的日常生活之中最大限度地发现崇高和神圣最新形式的存在，并把它们最忠实地(即尽量少一点损失地)固定在诗中。
D、反抒情
抒情并不耻辱，并不一定就是恶心。抒情不是现代诗歌的毒药，过去几千年不是，现代也不是。有必要给抒情恢复名誉。不是抒情不好，而是伪抒情不好；不是抒情让人感到恶心，而是过多的滥情的诗极大地败坏了人们的胃口。在特定的时间里滥情的诗充斥于市，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误会，以至诗人成了笑柄，人们以为诗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吃了饭没事干，或者为了硬做成诗人，就要强迫自己抒情。诗人并不比别人强多少，其身份反而十分可疑，大不了会说几个啊，见了小草要看半小时，见了沙子要思考两个月，见了月亮或者太阳则必张开双臂作拥抱状，见古迹则必怀古，遇友人则必留别，不外如此。这是滥情的罪过，却不是抒情的过错。
我曾经惋惜杰出的海子居然也受到伪先锋的愚弄，以致一度对别人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抒情诗人感到羞耻。抒情恰恰是海子诗歌精华的部分。海子那些出类拔萃的抒情诗，放在任何时候都足以打动人心。我们看历史上一些好的诗歌，何曾因为抒情太多而被某一个时代的读者厌倦？相反，历史上光辉的抒情篇章一直都被世界各个民族的人们视为诗歌的珍品。抒情是诗歌的本质，自古以来得以流传的名篇无一不是优秀的抒情诗。那些被淘汰的作品之所以很快被人遗忘，不是因为它们居然胆大地进行了抒情，恰恰是因为它们那个情没有抒好。没有抒好有多种原因，可能是不懂得节制，也可能是没有掌握技巧，但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它们抒情的假，或者说他们本来无情，却硬是要在诗歌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情种。伪先锋们在反崇高反神圣的同时起劲地反抒情，只能使诗歌写作更快地走上邪路，最终导致诗歌的干枯失水和去灵魂化，变得味同嚼蜡一文不值。
抒情不是矫情，不是滥情，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情，不是文人趣味的恶俗展览，更不是下贱和无效的煽情。抒情其实很简单，抒情就是一种诗人天性的自然流露；抒情就是——以诗歌的形式，实现对生活真理的言说。在所有的抒情之中，只有一种抒情有幸成为美丽的事物，前提是：它必须保证自己具备了真理的品质。
回归：以河流的音域为中国当代诗歌招魂
一股命名焦虑的情绪笼罩了当代中国诗坛已经很久。它使所有在这个年代写作的诗人被迫长期处在一片命名焦虑的阴影之中。这也许恰恰是当代伪先锋们倒行逆施作践诗坛的最好反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鉴别伪先锋的简单指标：即哪里有伪先锋频频出没，哪里就会不断地冒出一大堆吓人的新名称，反之则无。你看看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吓人的新玩艺在我们这里的诗坛已经弄出了多少：从“今天”，到“他们”；从“白洋淀诗歌群落”，到“非非”和“莽汉”；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到“第三代”，再到所谓“中间代”、“七零后”，一直到现在风头正健的“八零后”（还不算许多只在圈内流通的“三套马车”、"自行车”、“三剑客”等、以及“八六两报现代诗歌大展”中众多的名称，——值得说明的是在一大堆命名之中，只有“今天”、“非非”、“他们”等少数几个是具有一定先锋性质的）。不难想见，当九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们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还会有一批“九零后”的诗人急不可待地要求登场。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加速了诗歌和诗歌观点的传播，诗人们初尝了高科技带来的自由，这一切无疑是前辈诗人苦苦渴求而终归望尘莫及的，可是一股命名焦虑的情绪也借助网络推波助澜，似乎更为疯狂，呈现出一波高过一波的汹涌势头。
诗人们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命名的误区。——它是在说我们这个年代的诗人已经够多，我们这个年代中国的诗坛已经很繁荣吗？如果不是，那又说明了什么？
谁告诉我们处在命名焦虑症笼罩之下当代中国诗歌的真相？
在命名神话大行其道的当下，诗歌地图呈现出被各路伪先锋把持之下的特有景观：一个个新名称被炮制出来了，好不容易在诗坛争取到一个位置（尽管仍然是有争议的，后来随着人们的厌倦也大都不了了之，是谓之接受），但很快又被一批新起的诗人以一个精心策划的新名称颠覆和取代。名称越来越多，越来越邪乎，好的诗歌文本却越来越少，诗坛越来越荒芜，越来越浮躁。几乎每一次命名都伴随着一次大的论争，论争往往不限于外部，同一个命名内部也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为一个名分争得面红耳赤，以致所有关于命名的尝试都成为诗坛最敏感的话题。而这些口水横飞的争论大多离开对于诗艺的探讨甚远。殊不知，就在人们为命名发起论战的时候，诗歌正在悄悄溜走，诗歌被论战的口水淹没，被论战的硝烟遮蔽。——诗歌歉收，惟独诗人的名称丰收，这就是当下中国诗坛的写照。将来的人们会指着品种繁多的大片谷物来谈论今天的诗坛，可是这些谷物却惟独没有足够分量的谷粒，金黄的外壳里其实什么也没有，即或有，也往往因成色不好而令人失望。奇怪的是我们时代的诗歌批评家居然也纷纷走出诗歌的丛林，争着要赶上命名的最后一班车，指望靠对于某个名称的张扬和鼓吹，建立起自己的诗学体系。其中一些人不啻是诗歌阴谋家的同谋，已经成为诗歌冒险家对诗歌声名实施抢劫的共犯；个别自以为是的批评家，则因为要赶上不断变换的时髦主义，试图为不同的先锋代言，被迫不断地改变观点，已经使自己沦为这个年代诗歌批评领域里十足的小丑，——偷鸡不成反蚀米：他们已经不幸将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在一些人看来，一个命名可以带动一批诗人成名，一旦命名成立，就可以在文学史的殿堂里找到一个座位。在一些人看来，一部诗歌史首先不是诗歌文本的陈列馆，不是一根串起经典诗歌文本的粗大的红线，而是一部不同主义之间的战争史，是人尽可夫的妓女，只要肯掏小费，谁都可以摸她一把；只要愿意施暴，谁都可以将她强奸；是一辆越来越快的免费快车，谁都可在命名时代的疯狂飙车里塞进私货。不能不承认这种办法有时候还真的管用，以致不少诗人愿意把聪明才智投在这里，——他们似乎看见一批先行者靠着一个命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有的成了某个诗歌团体的老大，有的原本不大的名声忽然得到了彰显，一个个都走到了前台，有理由如法炮制。
诗歌界愈演愈烈的命名焦虑症，是新时期以来诗坛诸多疾病的一个综合的症状。它集中反映出一些诗人的不自信。不自信，才乞灵于包装，乞灵或试图集合在一个耸人听闻的名称下，以群体的力量叩开诗歌的大门，藉此迫使诗坛承认和接纳。如果要理解诗人的难处只有一个，这就是心虚。对于命名要求最急切的诗人，往往就是那些自命先锋的诗人，他们对单个的名字感到自卑，缺乏信心，想多拉一些人上场，毕竟人多势大，也好借以壮胆，以便在这个群雄并立、弱肉强食的诗坛是非之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一些人看来，一个诗歌写作者不是因为写作了为人称颂的作品才被称之为诗人，倒是因为被有幸冠以诗人的称谓才能够写作，否则面对洁白的纸张就无从落笔；在一些人看来，仅仅是用“诗人”这两个字命名远远不够，还需要加上必要的修饰诗人才能做得稳当；在一些人看来，仅仅是拥有一个笔名远远不够，一个诗人无须耗费才情，去为几个原本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被认为是笔名的中国字灌注丰满的血肉和浩大的魂魄，而是像长不大的小鸡仔一样让自己置身于一个群体的翼护之下，心里才能足够踏实；在一些人看来，诗人最终不是站立在他的艺术之中，而是站立在一个张牙舞爪的命名之中。可是我的天，诗人就这么熊吗？在我理解，诗人可首先应该是他那个时代的英雄。诗歌是愚人的事业，可它首先是英雄的事业。如果一个诗人连独自上路的信心都没有，还奢谈什么真理，还奢谈什么黑暗里的探索！他的绝活在哪里？他的诗歌呢？他的诗歌在哪个档次？在一个怎样的层次上表达了这个剧烈变动的血与火的时代生命的真实体验？有几篇诗歌被读者记住？他可能写作了不少分行的文字，可是有多少行是出自一个诗人灵魂的内部？他有没有灵魂？也许根本就没有绝活，他们的诗根本就没有灵魂，既没有血肉，更不可能有生命的波澜壮阔的大气象。比起艺术大师入骨三分的镂刻，他们的文字很可能只是停留在生活的表层，相当肤浅和匆忙。
命名的急切，命名的种种争论，使命名的领域成为一个遍布危险的雷区，令许多正直之士避之惟恐不及，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诗坛根深蒂固的顽症，极大地危害了一批新生代诗人的成长，使他们一起步就不得不处在这样一种日益浮躁的气氛之中，误以为在中国做诗人就得这么来。诗人们已经沦落为一批没有远见的猴子，这批猴子永远需要一只猴王，可是猴王永远难产，——猴王只能有一个，可是所有的诗人几乎都梦想着这个位置。天天都是战争的声音；天天都在分化组合，天天都是惊呼，大呼小叫，传叫风生，真的是天下大乱的诗歌战国时代，诗人们一片茫然，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哪里是诗歌的下一天。流风所及，一些诗人不是将功夫下在写作上，而是将宝贵的才华和挑战权威的能量无谓地消耗在表面的功夫上，以为诗人可以速成；诗歌不是以一生为单位，而是可以越过许多省略许多，从黑暗中直接走到前台。流风所及，使人们急于以年龄来划分，将老一点的清场，驱逐到角落里去。设想如果歌德再世，在当今中国也将无立身之地。这里的诗坛不需要他的《浮士德》，因为他的《浮士德》断断续续地写作，竟写了漫长的六十年，这多么不划算，多么缺乏市场意识，又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们这里的诗坛只准备为青春写作和层出无穷的伪先锋写作留下位置，而不准备为一生写作和视咄咄逼人的伪先锋写作为无物的大诗人留下位置。流风所至，一些人误以为重要的不在于写作，而在于在诗歌之外，找到一条通过命名快速成名的绿色通道。
我们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喧嚣的、腐烂的诗歌现场，我们已经看够了一切！我们知道一切，我们既是参加者，也是这一切的见证人！
混乱能否被澄清？误会能否被重新认识？所有的混乱能否随着冬天的到来而变得清晰？命名焦虑的病症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有效的疗治？有关命名的正在上演的游戏和正在策划中的游戏，将在我们这个伟大诗歌时代的哪一个黎明悄然收场？
我们希望找到答案；我们希望已经找到答案，因为一种别样的诗歌正在登场！
2002年10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