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写作：为万物立言
——第三极文学运动诗学根本问题再思考
悲惨世界——悲惨是世界的本质，神性也是。
——题记
当我决定把“神性写作：为万物立言”九个中国字作为这篇诗学论文标题的时候，一个诗学流派的轮廓应当已经很清晰了。或问：作为第三极文学运动总的诗学，你所说的神性写作究竟是什么意思？神性与写作怎样联系起来？为什么要为万物立言；万物是自在的，你不立言，万物难道会跳着脚、一个跟着一个地活活死去吗？你们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这些问题牵连着很大的学问，也为我所感到兴趣。早在2004年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在《诗是诗人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就若干诗学问题答网友问》①、《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②等诗学论文中，我就曾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过明确界定；在《刘诚访谈录：重返天堂之门——从神性写作到第三极文学运动》③中也曾有过详尽的讨论。本文讨论神性写作，但首先讨论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被优先关注，是因为它反映一个诗人的立场；事实上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世界，不仅决定着一个诗人的处世方式，也决定着他的创作面貌，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入手，对神性写作作出进一步的正面界定，第三极文学运动要求这么做；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诗人，我是自愿的。
第一章 宇宙茫茫，每一种物都是神迹
1、隐密的观察者：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在写作本文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常需要路过一座大的农贸市场，如果考虑到此前一段时光，这个时间还要远远不止。在那里，无论是雷鸣电闪的雨天还是大雪纷飞的冬日，都为这个急剧变动的混乱年代里手足无措的小民百姓充满，柴米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现场，永远不愁没有人气，火辣辣的生活在进行中，异彩纷呈而又井然有序，让人深受感染。有一天，我忽然对一位卖肉鸽的妇女产生了兴趣。“买几只鸽子吧，当年的雏鸽，又嫩又补。”——售鸽的妇女说，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那些铁笼。我摇了摇头，她有些失望地转过脸去，对我失去了兴趣。我当然是不会去买她那些心爱的肉鸽的；如果我确实非常非常地想吃肉的话，我就把我的舌头咬掉，当作很香的肉吃下去，决不会为了三五两鸽肉，去害掉一只鸽子的性命，这样的性价比是很低的。但我确实对她售卖活鸽的方法产生了兴趣。看看一字儿排开的几只铁笼，里面真的是一些肉鸽，长得肉肉的，在笼子里走来走去，灰褐色的羽毛上泛出些许紫红的颜色，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真是可爱极了。但我知道，无论它们的叫声是多么动听，在食鸽肉者看来都已不再是生命，这里的每一只鸽子，充其量都只是一块几两重的鸽肉，不可能得到生命应有的尊重，而在售鸽的妇女一面，恐怕早就被算进了当日的经营利润。诚然这样的生活是极辛苦的，其间所包含的劳动含量很值得尊敬，但它所反映出来的只是一个商贩的态度，商贩的态度就是冷酷：只要有人购买，就如同得到了指令，售鸽的妇女一定会按照购买者的要求，把被选中的某一只鸽或某几只鸽毫不犹豫地杀掉，那里一只大铁桶内正备有滚烫的热水，以便浸烫脱毛，开膛破肚。每当一连串这样的动作完成，她就实现了一次对物的利用，得到相应的回报（利润）。过了一段，为了降低成本、减化工序，她似乎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连杀也不用杀了，直接将活鸽放入滚烫的开水，再心安理得地盖上了盖子。她知道与以前的方法相比，这样的方法是比较优越的，只消几秒钟，肉鸽自会在其中烫溺而死，而这时候拔毛正是火候，工作效率因此提高了两到三倍。作为售鸽者，她显然为这样的发明改进感到满意，因为她的脸上荡漾出满足的表情。我明白了：对售鸽的妇女来说，那些装在铁丝笼里的鸽子只是物，此外什么也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通常在公路沿线所看到的放鸭人，每天都在计算着鸭蛋的产量，丝毫也不会考虑那些鸭子的感受，以及它们对自己所产的鸭蛋会寄托着怎样的希望。而牧羊人天天放牧着羊群，那些羊群早出晚归，发出好听的叫声，这叫声与世无争，绝不会对任何事物构成损害。他爱它们，为它们接生，夜里为它们添加草料，渴了驱赶它们到河边饮水；有时也拿皮鞭抽打它们，可那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他其实舍不得抽打，更不会伤及它们的皮肉。尽管如此，羊群在牧羊人的眼里也只是财产，只是归他领有的物，他对羊的爱，只是一个热爱财产的人对财产的爱，羊和他并没有连着任何一丝血脉。如果这牧羊人是受雇于人的话，情况只会更糟——那些羊还只能算作别人的财产，他只不过是代人看管，从这种看管所能得到的预期收益中，取得应得的一份酬报。而在遍布全国的大型屠宰厂内，从企业高层到普通员工，无不期待着一个丰产的年景。他们一个个雄心勃勃，磨拳擦掌，文员拿出了别出心裁的方案，各层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什么是丰产？就是将更多的活牛从这里的入口驱入，一旦驱入，那些牛会按照机器给定的路线蜂拥向前，接下来的过程是全封闭的；等到从流水线的另一端出来，那些能够发出哞哞叫声的活牛不见了，却变成了封装一新的牛肉罐头。如此大规模、有计划的对动物的屠宰，是决不会考虑动物的感受的。有一年，某财大气粗的奶牛公司老总走上春晚舞台，先搔首弄姿地说了些吉利的客套话，接着说他携公司三千员工和三百万头优质奶牛向全国人民拜年，云云。听到这样的说辞，我差一点要吐：还携什么奶牛拜年，奶牛们恨不能杀了你，食你的肉寝你的皮；对于你们，奶牛只不过是生物工厂的核心构件，通常远离阳光和水草，被你们终身监禁在一层一层的铁房子里，投以添加了催奶激素的饲料，一辈子为你们产奶，直到榨干了最后一滴奶，再被你们送入屠宰场，变成人们爱吃的牛肉罐头，最后很可能连骨头都要被磨粉，用以饲养新的奶牛。为什么不听听奶牛怎么说；难道听不到吗？你们的心呢它在干吗？
商贩当然没有错，屠宰场的老总也没有错，那位在电视上打躬作揖给全国人民拜大年的奶牛公司老总也没有错，甚至完全正确；他说的那些话，简洁得体，礼貌儒雅，符合一个奶牛公司老总的身份，其间自有一片美意。先前说到的售鸽妇女也没有错——她是一位忠于职守的敬业的商贩，这样的商贩不成功没有道理。牧羊人也是对的；放鸭人也是对的。都对，都正确。弱肉强食，自古皆然，只看谁能够得手。这是一种通行世界的实用眼光，是确保生活常胜不败的金科玉律。除了实用还是实用，有奶便是娘，有用就是好，没有用就是坏；一切以是否有用为转移，物的价值的高低，完全取决于用处的大小，这就是我们对待天地万物的态度。一切都在向有用的一端偏移；在生活中，这样的偏移天天都在发生。自有人类以来，芸芸众生，主要就是以这种眼光来看待万物、对待万物。在处理一些特别重要的事务的时候，有时也会超越眼前利害，要求看到超越性的利益，这样的眼光被称为战略眼光，但那也只是在眼前的小用和将来的大用之间进行了取舍，说到底仍然是以有用为前提，如果没有眼前的小用，也没有将来的大用，这个物一定会被认为一文不值。人是欲望的人质，都有短处捏在欲望手里，委实清高不到哪里去。在屠夫眼里，一只欢蹦乱跳、嗷嗷乱叫的肥猪，只不过是一团弹性很好的待宰的肥肉，他完全想不到、也不用去想这只活物对死亡的感受，从这个世界消失的方式，以及它们身体的最终下场，其中某一块骨头的去向——谁想到这些谁就是迂。想也想不过来；仅仅一个中国年，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在我们的每一个城镇，直到遥远山区的边远村落，就有数以十亿计的活生生的家禽家畜从生活中悄然退出，变成遍布城乡农贸市场的鸡鸭鱼肉，再变成神州大地十三亿人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人类涂毒万物，手段高超，无与伦比。所谓生活的现场，其实是大屠杀的现场。除去体格健壮的男性，即使是T型台上那些打扮入时、走着猫步的妖艳美女，又有哪一个不是凶恶的杀手，纵然一个个体态婀娜、吐气若兰、柔若无骨、风情万种，保守算来一生也该吃掉几千头肥猪的大肉吧？通常情况下，这种对动物的大规模有计划屠戮，被我们称作生产，这种屠杀的能力被我们称为生产力，受到高度评价！而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我们五千余年的灿烂文化，都认为这样的事情完全正当。忽然记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在陕南某高校一座大楼二层拐角的地方居住。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是一位家住西安的青年外语教师。也许汉中的物价较西安要低吧，每到年关，这位同事总要从汉中市场上购得大批活鱼活鸡，用编织袋背了回来，就在房间的门外亲手宰杀。面对这种血腥的场面，我有些不忍，但既然没有办法把这些可怜的生灵从同事的屠刀下拯救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变成一毛不挂的鲜肉，只好选择避开。同事见状哈哈大笑：连活人都拉到刑场拿枪打，杀一只鸡算什么？他说。同事说的确是事实；结果二十多只鸡就这样死于非命。那些鸡的命好贱，是他以每斤两块五毛钱的价格买来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没有杀过鸡，也不是说我没有处死过生命，既要在路上行走，踏死的蚂蚁只怕也已不计其数了吧？同时我也食肉，对一只被我活捉的老鼠施加过火刑；为了吃到狗肉，也曾与人将一只田野里乱走的野狗套住活活打死。单说杀鸡也是杀过的，手上就沾染过若干只鸡的鲜血。我至今记得第一次杀鸡的情境：这一年，住在乡下集镇的教师岳母送来了两只活鸡，由于不忍宰杀养了几天，最后实在不能忍受，每天都得喂食不说，最难受的是在地上到处排便，天不亮又扯起嗓子打鸣，每个早晨打鸣五次，声音嘹亮，在寂静的楼道回荡不已，搞得人心惊肉跳。不杀绝对不行了；好歹一个大男人，总不能让如花似玉的妻子捉刀吧，只好狠了心操刀相向，只求能够最快地终结两只鸡的生命，反正一向行善多多，也没有见到有什么好报，杀一只鸡又有何妨？未料适得其反，当我割开鸡的动脉，看到血带着鸡的体温汩汩而出，鸡却怎么也不死，一直在那里扑楞着翅膀，顺带也把血溅了我一头一脸。这是一次痛苦的经验：终于轮到自己可以像上帝一样决定一个生命的生死命运了，可我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愉快，反而感到了某种难以言传的痛楚。
我们之所以心狠手毒，都是给难办的生存逼的。不这样就不能生存；我们要吃肉，不这样就没有肉吃，这一点身为上帝，心里自然十分清楚。我们的行为，显然得到了上帝的默许。我们确实是被迫的；只是能不能节制一点，把这样的杀戮降低到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限度呢？能不能手下留情，给无辜的生灵以比较人道的待遇，让它们安乐死，在被宰杀的过程中少受、甚至不受被粗暴屠宰的痛苦呢？是放纵暴力，还是克制暴力，这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分野；是要在一次放纵欲望之后毁灭，还是细水长流、可持续发展，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就在这里拐弯，分道扬镳。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总，你是一个靠屠宰动物维生的商贩，你肯定是对的，为了生存你必须铁腕，是不能有任何妇人之仁的，你得刀下见血，多多益善。白哗哗的钞票就是这么来的，每一张钞票上都沾染着弱者的鲜血，这是生活的真相。不把天下人口袋里的钱合法地给掏了出来，再合法地装进自己的口袋，你决不会成为“最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不趋炎附势，你就永远不能得势——一位贪官在被施以极刑前所说的这一句话，真是精妙至极，可以妣美论语中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警句。同样道理，不剥夺动物的生命和产出物，也绝不可能有人的美满生活可言，我们很可能连明天都活不过去。生活就是这样脏，天然有罪。生而为人，你得面对这些，完全看惯，仍然去生产，为自己的产品风行世界而殚精竭虑、食不甘味。是的，我们都是给难办的生存逼的，大家都没有错。但这只是对一般人而言；如果你是诗人，这样的态度就很不够了。你得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哪怕同样面对着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一个凡事必得以有用为限度的人，是绝不可以做诗人的；如果凡事只以对个人是否有用为转移，一定是连好人也做不成了，更不要指望发现真理。在这个简单的事实里面，包含着深奥的道理。因为你事实上面临着一个选择，根据你的选择，出现了对待天地万物的两种不同态度。
必须以另一种态度面对天地万物，态度不变，永远不可能洞晓天地万物的秘密。通常情况下，万物是无主的，且司空见惯，除了对万物中的财产部分感到兴趣，人们对天地万物一向漠不关心。人们天天享用万物，接受天地万物所能带来的一切快乐和好处，但并不感到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这态度是对的，不但不应当被指责，反而应当受到鼓励，因为如果不学会役使天地万物，就不能生存。如果不开鸡场，把大批鸡鸭牛羊送进屠场，你就不配成为富翁。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财富只能从对天地万物的奴役来，役使天地万物不仅是致富的有效门径，而且是世俗权力的一个来源。一个以杀鸡拔毛维生的小摊主虽然辛苦，可是他从杀鸡这一小小的技巧中找到了维生的窍门，供他的双胞胎儿子读完了全国一流大学。这是生存的技能，人们都在通过对天地万物的利用生财，养家糊口。一个老老实实的拉沙的人，从这里把沙子装上汽车，再把它拉到另一个地方过称，他从对物的利用中得到了报酬，生活因此得到改善。天地万物就是我们所养的羊身上的羊毛，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一个头脑灵活的人，却可以利用官员的腐败，让一车沙子在这里的好多个过称处到处转，多次过称，让一辆车的沙卖出十几次，得到十几倍的报酬，这是作家张平的一个发现。但不管是老实人，还是脑子灵活的人，财富无不从对天地万物的役使产生。这是对的；几乎应当成为普通人生存的第一课，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古人早就把话说尽了。你是养鹿的，你以这些鹿为资源开办了一家狩猎场，通过广告宣传，诱使寻欢作乐的富人蜂拥而至，在酒足饭饱之后拿上猎枪，去找到它们，并把它们活活打死，你从这里富了起来；而你如果不忍役使万物，而是把三千只羊从小羊养到大羊，一个个养得膘肥体壮，可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忍把这些生灵送入屠宰场，你就不能从中赢得利润，不但不能取利，反而一定会因此破产——养羊的成本，从出生到老死的成本，可以使它们从财产变成沉重的负担，令你不堪重负；再说这些羊老死之后，如何处理尸体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这篇文章算我没写；普通人出于生存所迫，成为屠夫、成为养羊的人，完全正确，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从役使天地万物的过程中，从倒腾动物骨头和皮毛的辛苦生活中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无可厚非，我几乎要为之鼓掌。而于一个商人，他把动物看作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原本也无足为奇，因为他们通常利欲熏心，满身铜臭，完全失掉了灵性。你是一个仅仅求生存的人，那你心越狠手越毒越好，越有发达出头的机会。但如果你是一个诗人，你须得告诫自己：无论条件多么恶劣，一定不要让自己沦为一个过于实际的人，至少要为浪漫留下一点火种，不让它被严酷的生活过程磨灭净尽。一个诗人宁可不发财，也不会同意别人把自己所养的羊群，送进屠宰场，谁强行送走，他的心里一定会滴血。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当你看到一个售鸽的妇女坐在那里，如果你为香味所带来的快感所引诱，掏钱买下了一只鸽子，且默许售鸽的妇女用极其残忍的方法把它杀掉的话，你充其量只是一个冷酷的没有心肝的食客；但你没有错，谁也不会过来说你不对——只要交足了价款，你完全可以提着鸽肉扬长而去，这个国家的法律允许你这么做；当你看到这位妇女即将把一只鸽子放入沸水，你看到她已经面无表情地把它拎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这时候你如果宁可挨饿，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买下这只鸽子把它放生，你肯定远远超越了售鸽妇女的境界，进入了善和崇高的范畴；如果你身上只剩下仅有的只够买一只肉鸽的钱，而它正好就是你的午餐，可是你仍然拿出来为这只可怜的肉鸽赎身，你的境界肯定更高一筹；但如果你不只是放生，或者虽不能放生，却感到了无力放生的罪衍，且把这种让你日夜不宁的罪衍诉诸文字，那它一定是诗，分不分行、押不押韵都一样。且不只是这样的要求；对一个诗人说来，他的敏感注定他看到的还要更多，越是敏感则越是看到更多。比如，他从这里看到了这位妇女的苦，她的命运的悲凉——她原来可能是美貌的，有很多的人追求，现在却让这样的生活给毁掉了，可她别无选择，因为她必须劳动以养家糊口；再比如，他体会到了自己的苦，以及无力放生一只肉鸽的弱小感和挫败感，以及肉鸽无辜被难的大悲苦，并推及所有动物被奴役、被屠宰的大悲苦，等等。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在现代化的屠宰场面前，真正的诗人会停下脚步，他的心一定会感到被撕裂的痛楚：如果把我杀了能够确保你们得到幸福，那就把我杀了吧；牛也不要再杀了，牛不仅是大自然的生灵，也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与我们血脉相连。诗人被苦难包围，更重要的是他不认为这苦难属于别人，它们推无可推，准备走出来为世界负责——毫无疑问，这是诗人面对世界的态度，也是神性写作面对世界的态度。
2、诗人必须以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天地万物
有很多的证据表明，只有引进一个上帝才能合理地解释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这样，才比较符合世界的真相。现代科技总是指向对上帝的否定，可它所得出的结论，却无不在加强着上帝的存在。从现代科技那里，我们得到了上帝存在的确证。数学家常常为世界精致和严谨的结构惊得哑口无语，他们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所有的工作都指向对上帝的否定，可是他们发现，越是从科学的一面深入，距离上帝反而越近。世界不是偶然的事物，而是某种伟大事件的遗存；构成世界的每一种物、每一组件也是。不要只是在面对古希腊、古罗马瑰丽无比的神话传说，面对巴比伦圣殿、印加古城的遗址和犹太人位于耶路撒冷的哭墙，或者面对着万里长城的时候，才叹为神性；不只是巨大的星体，古老星云中心的巨大黑洞才是神迹，事实上每一块砖、每一粒沙、每一根草、每一缕光线都是神迹。造物并不是为我们创造了神性，而神性无处不在，神性成为世界的常性，世界有多么宽广，神性的疆域就是多么宽广；世界是多么丰厚，神性的内容也一定是多么丰厚！
这样说绝对没错；因为在天地万物那里，我们总是发现了最多的神性。每一片树叶，都为人类所不能制造。技术可以复制很多东西，可是并不能为我们制造一片普通的树叶，在树叶看似简单的内部，那细腻的纹理和纵横交织的复杂管道，令人类最伟大的工匠叹为观止。上帝以无与伦比的匠心创生万物，且默许我们适度利用，但我们必须确保自己是克制的、自省的，对天地万物的宝贵性质有足够的体认。事实上，每一种物都通神，首先每一种物都是美的。按照佛教的观点，每一种事物都是惟一，且都是有用的，现在没有用处，决不意味着永远没有用处；有些事物可能一直没有用处，但无用到极处，就有了大用。每一种物都既是它所是的那一个物，又是它所不是的那一个物。如果你只是把砖头看作砖头，一定不能真正懂得砖头；你必须把砖头看作砖头，再看作不全是砖头，回头再看作就是砖头，你才有可能触摸到某些砖头本质的皮毛。并不需要特别指出星空的璀灿和美丽，或者高山耸立、大河奔流的壮观景象，也不需要借助黄金的闪光，才能指认天地万物的神性，在这个世界里，即使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至少有一扇门通向神性。沙子当是最稀松平常的事物了，可是当一些沙子成亿万年地堆积，仅仅以其数量的巨大，就可以成为令我们无比惊叹的事物，同时立马成为美的，美往往紧随其后。同样的道理，一滴水可能被我们忽略，作为人，我们似乎可以对一滴柔弱的水随意处置，而其实水还是水，我们并不能把一滴水怎么样。我们明明看到它从视野里消失了，但它并没有被“处死”，只不过变成了另一种形态，并以这种形态安全地逃走。另一面，当一滴水与更多的一滴水汇合，立马汇成了小溪；更多的小溪与小溪汇合，立马成为汹涌澎湃的大江，它们一定会流入一条更大的大江，最终流入大海，那已经是在几千里之外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对一滴水做出任何处置，单从一滴水来看，已经可以渺视帝王的权威。这使我想到两千多年前的一幕：一位以武力横扫六合、最终统一全国的中国皇帝带着他庞大的车仗到了南方的海边，在那里站立良久，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回到国都咸阳后不久就病故了。我推想这位自称“始皇”的中国皇帝，在他的内心一定感觉到了面对大海的某种无奈和悲凉——他的死亡，与其说是死于肉体的崩溃，不如说首先死于精神的崩溃。与此相关，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一个卑贱的体力劳动者，通常是城市的文明人嘲笑的对象，可是无论他们是多么微不足道，有着多么不好的习惯，比如不卫生、比如卑怯、性格上的反复无常，有着多少不能原谅的人格缺点，可是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我们未必完全了解的秘密，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平凡经历，通常还是现代艺术取之无尽的伟大资源。至于成千上万的他们及其个人意志所汇聚而成的能量，通常为伟大政治家提供生存的土壤。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大起义，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都是通过动员卑微的个人的渺小力量得以达成。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得人心者得天下，帝王们如是说。被动员起来的千百万人，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存在。这些微小事物里所包含的神性的性质，通过数量的巨大，得到明白无误的昭示。蚂蚁肯定是极渺小的，但数以百万计的蚂蚁，可以搬走比它们的体体大很多倍的猎物，并把它们耐心地分解。小小的蝎子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它所携带的毒素，可以使一只称霸草原的雄狮死于非命。一只蝗虫本不足畏，甚至非常渺小，可是当它们成群结队地布满天空，所过之处，所有的绿色，都将被一扫而空！必须换位思考，放弃与天地万物敌对的立场，在这里趋炎附势的势利心态同样有害，会限制了我们走向真理的脚步。当你有一天能够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天地万物，就会发现即使是那些微小的事物也蕴藏着惊人的力量。大地上有许多被我们视为垃圾的东西，有一些是让人类非常恶心的，比如坟墓、垃圾、粪便、动物的骨头、成堆的烂菜叶子和塑料，还有被排放到天空的滚滚浓烟，以及被封锁在器物中、打上了重重封印的病毒活体，这一切无疑都是极令人讨厌的，可是在月球这样的高度和位置看，那些东西全没有了，地球成了一个半透明的淡蓝色的星体，美丽的球体晶莹而脆弱，在茫茫太空之中轻轻漂荡，储满了粘稠的蓝色宝石之液——
我因为爱你，才离开你，从天空的高处看你
我因为惊骇，所以哑口无语（不会再有机会了
我须得十二分的小心，不使这纯净和透明
由于我的某一个不洁的念头而遭到损害
我须得十分、十分地轻，以防你所包含的蓝色宝石之液
因我手指的某个过激的动作破壳而出）
万物皆由神创：被放牧的、淡蓝的、失重的水晶之球呵
家园之美，难以置信④
写到这里，二十多年前的一次阅读经验浮现出来，在眼前挥之不去。那是一本天文学图书，其中有一幅这样的插图——在那里，在浩渺无垠的太空，没有任何生命的踪迹，但我们人类却通过太空望远镜拍摄到这样的镜头：一颗伴星正在从它的主星那里吸入物质。这是一颗星对另一颗星的明目张胆的偷盗和剥夺，它剥夺的不是财宝，可是比财宝还要宝贵，那是构成这一颗星体的基本材料——物质，在某种程度，这些物质约等于这一颗星的命。如果没有什么力量出来加以阻止，构成这一颗星的物质一定会被吸光，这一颗星也将不复存在，它将最终成为这颗吸入物质的星体的一部分。场面肯定是极为壮观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龙卷风一样，在引力的作用下，那些原本构成这颗星庞大体积的物质，现在被源源不断地吸入另一颗星的内部，像是一条倒置的河流。透过画面，我看到了那血红色的物质，那可是这一颗星的血肉啊！它是那么细腻，通体焕发着神性的光辉，甚至有着细腻的纹理！凝望着这一惊人的画面，我想了很多。我相信，在茫茫宇宙中，这样的事情应当不会是绝无仅有。首先，在每一星云的核心，都有一个巨大的黑洞，那里天天都上演着“吸入物质”的宇宙壮剧，尽管它的强大质量迫使光线拐弯，物质的黑暗，使我们以现有的观测手段根本无法看到，更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悲剧也罢，壮剧也罢，都是物质之间的悲欢离合，物质与物质，携带着无比巨大的原始能量，相互捕捉追逐，上演着宇宙的永恒活剧。盲目的物质一经生成，就再也不会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流浪，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无限神迹的一小部分。根据爱因斯坦理论，宇宙物质来自一次大爆炸，由这次爆炸天文尺度的巨大能量直接转化而来，是能量的一种固体（物理）形态，可是能量并没有消失，而是化入了它们的血肉，在那里得到保存。原子核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了，可是在每一个原子核（包括人体细胞的原子核）的内部，都蕴藏着骇人听闻的能量，那是一个装满火药和高能炸药的所在，只不过不是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打开。科学家执意要把它们打开，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用中子反复冲击最不稳定的铀原子核，想看看铀原子核封锁的内心到底藏着什么。最后铀原子核是打开了，可是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巨大无比的能量，这就是核能的诞生，一个核时代就这样在某个早晨猝然降临。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决没有明亮的巨大星球。世界所呈现的表相如此丰富多彩，而构成世界的物质，迄今被人类发现和确认的也只有135种——正是它们构成了天地万物，也构成了作为宇宙最复杂存在的人的身体。也正因此，德国古典哲学强调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前辈思想大师们发现，如果没有一个先验的存在，世界没有办法得到解释，而这对于他们构造理论体系绝对重要。我相信，他们所说的就是神性。而那些以实证为特点的科学家，他们通常只看到万物的局部，且常常把局部错当成整体，他们是一些以科技的手“摸象”的盲人，聪明但却盲目，每一个人都只说到世界的某些侧面，就这些侧面作出了自己的命名。
在很早的时候，世界就被我们继承过来；在我们继承了世界的同时，也继承了神性。但只有那些具有神性敏感的人才能看到，并把它视为价值。世界通常总是处在变化之中，而神性作为其中的恒定部分，永远处在核心位置；它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但万物恰好都能沾带着它的光辉。由于神性的存在，我们不会真正孤独，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夜里，也自有神性与我们同在。但一些人看不到神性，在他们挥霍万物的时候，也把神性一并挥霍。神性在那里贱如粪土，因为神性并不能立竿见影地为人们带来好处，这使他们感到懊恼和沮丧。世界是万物的家，我们须得小心对待，可是当我们在世界逐步深入的时候，已经慢待了天地万物，人类文明已经在不经意间逼近了毁灭的边缘。放眼后现代世界，克制精神荡然无存；悲悯无存；伟大的克己精神荡然无存！道德感荡然无存！与之相关的耻感荡然无存！恕道荡然无存！人们杀鸡取卵，只为了满足不知进退的贪念；饮鸩止渴，只为了能够“过一把瘾就死”。由于欲望作怪，一些人甚至不惜提前终结万物，只要能为自己带来快感，带来荣华富贵。但我们已经发现，万物并不是不能被穷尽的，首先那一部分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物（通常被称为生存资源）是完全有可能被罄尽的。这是上世纪以来现代高科技的一个重要发现。由于这个发现，人类征服世界的雄心消弥，至少是大大地弱化了。人们发现，人并不是大自然的中心，万物并不是皆备于我；大自然是不可抗拒的，天道不可违，一旦违背了天道，极可能招致大自然的报复。从这个时候起，自文艺复兴以来，历经宗教改革和狂飙突进、个性解放的启蒙运动、到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欲望为惟一指归的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人类第一次面临着严重的时刻，这就是：世界有可能因为人类的存在提前中止。这个时候，距离人类从宗教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已经有四百年的时间跨度，而就在这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世界已经千创百孔！三百年来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抽空了大地储藏若干亿年所积蓄的石油、煤炭和多种矿物，那些被认为无用的东西，则被随意弃置，扔弃得到处都是。由于不间断的大规模开采，昔日储藏大量煤炭的地方如今大地沦陷，已经威胁到地面的建筑。人类搞坏了生态，随着地球变暖加剧，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仍，大自然开始变得异常暴烈，原本并不显眼的隐患，慢慢成为显性的灾害。几百年来，我们何曾平等地看待万物，把它看作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看待天地万物的眼光是有问题的！在这些疯狂的世纪里，天地万物成了人类轮番掠夺的对象，只是因为不可能离开天地万物，或者看到天地万物有很多的好处，有大量的动物皮毛和鲜肉可供利用，才把贪婪的目光指向天地万物、锁定天地万物。这是人性中的兽性在作怪——兽性完全阻断了我们与天地万物的最后联系。兽性是不可能为世界负责的；在兽性那里，世界是流氓无产者争相奔赴的最后的晚宴，可以寻欢作乐、穷极一切，而完全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如果说在求温饱的情况下，对天地万物敲骨吸髓的掠夺，乃是出于求生存的无奈，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对万物的利用，并不是为了满足生存的最低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和内心的虚荣。世界在毁灭前，一切都带上了歇斯底里的性质。我们的感觉已经麻木；世界的大风把长夜吹彻，可是我们听不到它们，也看不到大风吹动万物时的强劲起伏。大海在距离我们五千公里的地方起伏汹涌，船队在一望无际的阳光海面劈波远航，可是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它身体的强劲起伏和律动。我们被兽性遮蔽，与天地万物的联系被完全阻断，天地万物都被我们纳入了一次性消费的轨道。由于被各种权力中心切割，世界日益破碎，天地万物成为大大小小的霸主们手中的人质，人们不加节制地役使天地万物，视世界为自家储满粮食和大肉的后院，谁也不肯后退一步；不仅想在这一代役使天地万物，还时刻想着能在下一代继续役使天地万物的好梦。有时感觉越来越好，不免登高山而小天下，自我膨胀作伟人状，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浩叹！
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在上帝看来，人类现在全是小人，何曾想到过天地万物的想法。如果我是天地万物，一定对生出人类这些自以为是、恩将仇报的败类而万分后悔，因为你们都不肯退后一步，虽然大家都知道世界已经非常危险，有可能被争相威逼的手活活掐死，或者在某个早晨突然崩溃，而大家都退后一步，世界仍有可能得救。也正因此，在神性写作这里生活是有罪的，仅仅因为生存的理由得到了宽恕，但是罪并没有被一笔勾销，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诗人敏感的内心。
3、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神性写作的根本问题
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世界，这个问题看起来玄而又玄，其实非常具体，与我们的日常行为、包括我们的写作密切相关。它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天地万物，决定了一个人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怎样的写作。诚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既然是神性写作，则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得有不同于常人的思考。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最现实、最迫切、影响最深远的哲学；是今天的哲学，最时髦的哲学，也是最古老而最具生命力的哲学。在今天，说人从哪里来，显然已经大大过时，更根本的哲学问题已经浮现，它就藏在更深层次，曾经被思想家一再提出，不幸这个极其重要的根本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我们的教科书，我们所学的科学知识，都是一些有用的学问，只是教给我们知识，以便更有效地向大自然索取，却从来没有教给我们对待天地万物的宇宙眼光和根本态度。兵法教我们如何行兵打仗，历史教政治家如何御民以“资治通鉴”，各领域的专门学问，教给我们各不相同的专门知识，挖煤的理论教我们如何更多地从地下采煤，生产石油的理论教我们如何更多地生产石油，电脑普及读本教我们如何百万倍、千万倍地记忆和计算，电影知识教我们如何编造谎言、耸人听闻、制造供人类玩乐、消耗过剩能量的影视作品，医学知识教我们如何医治疾病、延年益寿，这些学说无不以有用为前提，都没有教给我们对待世界的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推动社会运动取得胜利，但是社会运动的极端手段，也没有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以社会运动的极端形态——革命而论，人类社会的许多锢疾是必得以革命解决的，这是革命合法的一面，有时候不革命简直就不行，革命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战争只能以战争制止，暴力只能以暴力化解，请君入瓮，对此我一万个拥护。革命是对暴力的利用，这一招确实很灵，大多数利用者都能够如愿一偿。李自成的革命打进了北京城，建立了大顺王朝；无产阶级革命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但革命发生在人类社会内部，是人类重新分配权力的一种机制，并没有解决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问题。革命也真是很实在的学问，是人们对物的实用态度的一个自然延伸，这种态度被推向极端就是革命。过去的革命姑搁置勿论，距离我们太远，单说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通过革命解决了一大堆积重难返的紧迫问题，但革命以后，人类的根本问题立即卷土重来。考察个中原因，一则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四百多年，人们陶醉在所谓人的胜利的光环下不能自拔，愚昧的大众往往拒绝思考；二是人们——特别是思想家觉醒迟迟没有到来。以实用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科技主义强势崛起，成为极富侵略性的强势文明，整个世界沦为实用主义者争相奔赴的最后晚宴，本来极具超越意义的东方思维反而沦为弱势文化，不只是被人漠视，说不起话，几乎失去了生长的空间。在实用主义的氛围下，蜂拥的大众中就有思想家可耻的背影。此种情势，即使有人重提人与世界的关系，也难保不被围观和嘲笑。只是当人们看到——如果继续回避，失掉的将不只是诗歌，同时也将失掉整个世界的时候，这个问题才经由神性写作重新提出。
在中国，老庄是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古代圣哲。在他们为数不多的著述里，包含着丰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可是他们只是指出了这样的方向，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走向天人合一的现成道路。放眼世界，除了数量极为有限的圣者，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相反他们的学说不但经常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还不得不经常面对后世有意无意的歪曲——被歪曲最厉害的当数老子。老子学说肯定是极具超越性的哲学，可是到了道家那里，立刻被实用化、庸俗化。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可它把超越的希望寄托于远离人间的苦修，这苦修的位置无一例外地被设定在突出云表的高山之上，经过若干世代的耐心拓展积累，这些经验变成了《道藏》⑤里面那浩如烟海的复杂玄奥得不得了的秘密大法。道家指望通过这些秘密大法的实践和灵丹妙药的烧炼调制，实现对人世苦难、包括生命有限性的超越。神性写作不同之处在于，一刻也不离开时代现场；要成圣只在今日，真正的修炼不在深山，只在现实人间。神性写作认为，超越的道路就在自己面前，通常情况下，个我就是这个通道的入口。我现在回答兽性写作：应当这样看待身体：它只是为我们打开了进入万物内心的大门，并不意味着修身之旅的完成，更不是人生修炼的终极目标。儒家也许比道家要强，因为它似乎已经找到了这个通道的入口，但儒家是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仍然以实在有用为特点；而且儒家学说非常狡猾，强调如果不具备“达”的前提，则可以“独善其身”，而这是道德的。儒家学说其实是可进可退的，在向前走的时候，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位极人臣，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业；在退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道家守候在那里。儒家处在一个较低的层面，是一种修身处世的实际学问，抑制了天地万物的神性部分，且一再被专制统治者所利用。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当他们把自己的学说在生活中全面贯彻，指望达到对苦难的超越的时候，在某种程度都堵塞了超越的道路，特别是道教——每当它不甘寂寞起而介入政治，无不以失败告终，多次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
在各种各样的学说中，也许只有佛教最具包容性、也最深入地切入了世界的神性本质。佛是什么，佛是一种精神，一种对世界的特殊理解。如果当时不把它叫作佛，可能会有别的名称，但它仍将存在。在佛佗觉悟的初始阶段，没有一个人追随他，但佛祖是一个清醒的人，也是一个极其坚定的人；当他在原野上大步流星的时候，谁能使他那一颗伟大的救世的心灵知难而退呢？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是意志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佛的伟大思想，成功地解释了世界。作为信仰，它安妥了灵魂；作为思想，佛体现了对天地万物的大理解和大关怀。从字面来看，佛的本意就是不做，也即是对人的否定。人的右边加一个“弗”字，本义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否定。佛对于人的否定是很彻底的。对于一切众生，佛代表着一种巨大的同情，这同情上升到极致，就是悲悯——悲悯是佛对待世界的态度。在佛教里，万物成尘，世界完结，一切从头再来，是为一劫。佛动辄讲几世几劫，佛是超越的——既超越了时间，又越越了空间，他的眼光看到很远。作为救世的方法，佛也许无力，解决不了人类的现实问题，恶人决不会听从佛的劝诫放下屠刀，但佛作为一种经典的态度，足以震撼众生，垂范后世。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有这样的担当，才能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也只有最伟大的一颗母亲心肠，才能这样宽广和包容，否则决不会有对人对世界如此海纳百川、包罗万象而且持久有效、决不漂移的关怀。我想象上帝一定是感到了世界安排上的缺陷，故而以佛的面目示人。当佛佗放弃一切直奔真理，为这种伟大的真理而献身的时候，他是诗人——最本色、也最具有终结意义的诗人，只不过这诗人太大了，大过了古今诗人的总和，所以不被称作诗，而是称作佛。当然佛是佛，神性写作是神性写作，两者各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神性写作坚决认同佛的态度，必得以佛佗的伟大精神义无反顾地直奔神性而去，但神性写作是不是通向佛，仍然是一个问题。
第二章 打开回归天地万物的第二通道
4、众生都将通过死亡回归万物，但死亡不是回归的惟一通道
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当成为第三极文学运动诗学优先考虑的核心问题。思考这个问题使人变得智慧——我不说聪明，人类并不缺少聪明，却极其缺少智慧。它与世界的起源一类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一切问题的出发之点和归结之点，最靠近世界与生命本质的根部。但如果想要深入思考其中的奥秘，必得从思考死亡入手。死作为生存的永恒主题，是生命价值的第一参考。无论生命多么神奇，又是多么自家珍爱，自以为伟大得不得了，最终都将回到世界，消失于万物之林。在创造生命之初，上帝已经为众生指点了回归万物的道路，这就是死亡。死是世界的大门，一切众生都将通过死亡回到万物，与万物打成一片。在这里，死亡作为回归的要价，同时构成了回归万物的必由之路。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都是因为活着，与世界保持着分离的状态，一旦重新回到万物，什么困难也不存在了。无疑，死亡是对生命有限性的一次超越，是世界能够为众生回归万物提供的一个天然通道，正因为如此，死亡问题为哲学高度重视。但死亡毕竟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是上帝对众生作出的普适性的最低安排，没有任何来自生命自身的创造成分，且以对个我的消灭为代价。能不能在死亡之外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使我们既回归天地万物，又能保有生存的欢乐而不受损失呢？
神性写作试图接通人与万物被切断的所有管道，通过诗歌写作重建人与天地万物的血肉联系，在死亡之外打开回归万物的第二通道！神性写作的理想是：回归万物，并为万物立言！
首先人之能够离开万物从万物独立，根本原因在于在物质苍老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被称之为“生育”的重要事件。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到蛇的引诱，偷食了上帝禁吃的智慧果之后的一个后果。天地之逆旅，百代之过客，——面对短暂的人生，古人作出了这样悲观而诗性的描述。由于被生育（创生），人成为独立于天地万物的事物，得以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以怀疑和警惕的眼光，与万物相互打量——在很多时候，当我们面临天灾或猛兽袭击的时候，天地万物也确曾一再以敌对的面目出场。其实这只是一种表相。我们原本与万物同属一体，是万物的一部分，曾经是空气、水、阳光、风、植物，甚至曾经是动物的身体的一部分，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作用于生命，被我们的先祖消化吸收，最后通过生育变成了我们。人只是在世界中的一次短暂旅行，从万物出发，再回到万物，此即所谓生存的真相；只是由于生育，我们才与万物暂时分开，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最后在生存竞争的独木桥上狭路相逢。生命固然都是父母亲的赐予，可是父母亲又来自哪里？“谁是我们总的母亲？抬头遥望夜晚的天空，灿烂的群星/在引力的作用下缄默着孤独和内省的秘密/它们属于无数星河中哪一条秘密河流/将流向茫茫宇宙中哪一条道路的风景/谁作为大地上无数青草中一株青草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母亲，又是一千条河流/和整座星空当之无愧的母亲”⑥。这是青春的发问，也是我长期的思考——那位总的母亲，就是天地万物。大量证据表明，人类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从万物分离进入世界。生育使我们实现了与万物的分离，割断了与万物联系的脐带，实现了人的独立。由于这一事件，我们与万物的联系变得空前松散，不仅被赋予体力，而且从前辈那里继承了经验，现代科技又极大地延伸了我们的四肢，使我们得以信心百倍地面向万物、君临万物。生命的构成要件全都具备，借助运载工具，我们可以在地球表面快速移动，可以把我们的能量轻而易举地投射到茫茫太空；我们成了有自由意志、有行动能力、可以自我设计、自我负责的独立存在（童年时候没有独立意志，但我们的独立意志是存在的，只不过由监护人代为行使，直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那一天止）。当此前的人群慢慢退出，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世界作为遗产被我们全面继承。我们缺少什么呢？自然万物已经为人类提供了一切，上等的好东西都留给了人类，而粗杂的东西、在人类看来不能食用的东西则被弃置，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餐。冬天寒冷，有棉花和动物的皮毛可供御寒；每天都需要蛋白质，海陆空三界的大批动物，为我们提供了取之无尽的优质蛋白，使我们免受冻馁饥饿之苦。人类已然独立于万物，经由社会的构建，这个自封闭的生命系统已经非常完备。市场上，你需要什么，就有人生产什么，以至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假相：即人类确实是上帝优选的子民，可以对天地万物作无止境的享用，而不必负有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人还可以自己娱乐自己，人的大部分欢乐、甚至肉体的欢乐，都是来自人类的身体，而我们的成功、尊严、自由、权力、地位、影响力、成就感，直接来自人类社会的赋予。权力也从人类社会派生——那是提着头颅打天下打出来的。被认为是最大快感源泉的性快感，则直接来自异性的身体。只有死看起来依然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命仍然捏在万物手中，但通过生育的安排，等于成功地延续了生命。人是万物灵长，人们对自己作出了这样的描述。在生活中，固然有壁垒森严的等级贵贱之分，但即使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地位可言的屠夫，也可以对一只很好的牲畜随意处置。前面谈到的售鸽妇女，本来也没有什么权力，但一样可以随意拎起鸽子扔进沸水，再盖上盖子，没有任何人过来阻止她这么做。而其实，人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独立。首先我们都是有重量的，重量提醒我们，永远不能脱离大地的引力。生育不是对天地万物的超越，恰恰是新一轮悲剧的开场，人生的根本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通过生育，转移给了我们的子孙，于是一切从头开始。我们没有想到、或想到了却不肯承认，人原本来自万物，作为生命的终极家园，总有一天我们仍将听从隐秘的呼召回到万物，这呼召即使贵为帝王也不能拒绝。如果我们能够换个眼光来看，死亡其实就是回家，所谓生存，就是离开万物、最终再回到万物。
通常情况下，人类为生存奔波，来不及考虑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宁可把这样的思考交给专职的思想家，而埋头于各自的营生，但神性写作不能这样做。万物以及由此构成的无限时空，是生命唯一的家，我们的总母亲就在那里。每天都有无以计数的生命回到那里，它们由万物出发再回到那里，其间走过了漫长的里程。天地万物是他们的故土，是生命出发之所和回归之所。走出千万里，总有一天要踏上归途，就像树上的树叶经历了春天的发育和夏天的繁华，随时等待着大地的呼召回归大地。万物为众生提供了存在的空间，也为众生回归万物提供了可能。在我们通过生育离开万物之后，万物一直守候在那里，它有足够的耐心，守候在我们必经的路旁，有万物在，众生不至于落得无家可归。万物知道你不会背叛它、涂毒它、加害于它，用拥有巨大破坏力的炸弹毁灭它，也不会带走任何东西，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仍将赤条条地离开，最终化作它的一粒微尘。生与死都是万物的呼吸，对生命由于回归而湮灭成尘，天地万物并不是格外吝惜，因为它知道，回归之途即超越之途，虽然付出了死亡的代价，但所有生存的困难，也经由这一途径得到了断，所有的恐惧都不再恐惧，所有的痛苦将不再痛苦。人固然常常把自己看作分离的、自足自在的系统，天地万物却从来没有这样看。在《圣经·创世纪》里，造人被安排在第六日，是在造天地、造空气、分出海水和陆地、造出日月星辰、造出各种各样的鸟兽虫鱼之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⑦这一段话，交待了上帝造人的全过程及其良苦用心。有人从这里看到权力，于是人类作威作福，似乎有了合法的理由。其实上帝并没有把世界交给人类，只是说由你管理。天地万物仍然是天地的，所有权不在你那里。在中国创世神话里，人是女娲神用黄土捏成的。她捏了好多小泥人，吹了一口气，这些小泥人就活起来了。女娲神看着都是男人，未免寂寞，就从这些小泥人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再吹一口气，把它造成了女人，让他们相互需要，顺带也解决了生育问题，无须再用黄泥捏造了。由此看来，天地万物先于人类，比起天地万物，人类只是很晚才上场的小和尚，没有任何资历和经验。无论是从外国还是从中国创世的神话看，人类都不应当凌架于万物之上，因为无论走过多么远，最终都得回到那里。但我们心里非常清楚——死亡并不是回归万物的惟一通道，神答应给予人类以特别的关照，因为神已经为人暗示了另一种可能——这便是艺术和诗歌。哪里是回归万物的第二通道？谁能指给我们？虽然万物的大门始终为归来的游子敞开，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有第二通道，只能听凭天意，顺其自然，最终通过死亡来完成这一次悲壮的轮回，一切众生都在这一次回归中灰飞烟灭，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必得有诗歌和艺术的惊人作为。无妨向四周看看，除了诗歌和艺术，还有什么能在死亡的边界以外，让一个人与天地万物如此接近、如此息息相通呢？没有。只有诗歌和艺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对苦难的历史性超越，与天地万物敞开怀抱，完全合一。哲人们苦思冥想，创造了无数的理论，但真正能为人类带来超越的，只有诗歌和艺术。宗教当然是超越的通道，但宗教距离众生毕竟太远了一点，它的严格要求脱离群众，适时地劝退了要求进入的脚步，使大多数人留在宗教的边界以外；而诗歌和艺术，那是每一个普通人一伸手都能够触摸到的距离世俗生活最近的宗教，是我们救己然后救人的最好的途径。动物的生存是黑暗的，在它们前面永远有漫漫的长途，但人类理当有更高层级的修为，造物已经把得救的光指给我们——既然通过生命的主观努力（即创造），可以在死亡之外与天地万物达成和解，何乐不为？难道我们不能拥有一个新的开始？
人类应当知道真正的幸福，不能通过对世界的剥夺取得。如果在以往的经验中，世界的暴力结构已经暴露无余，那么伟大的神性必将引领我们穿过欲望的丛林，抵达距离真理最近的码头。万物是神性的家；背离了神性，欢乐将是黯淡的欢乐，幸福将是黯淡的幸福，拥有了也将很快地失去。我们不是万物的主人，相反只是万物的仆役，万物才是生命的真正源头；与天地万物相比，我们只是神性的特殊符号，是一些有待成器的毛坯，通过写作的特殊形式重新与天地万物接通。但只要我们通过艺术和人生的双重修为回归万物，与万物重新打成一片，在精神上实现了与天地万物的伟大合一，则我们仍将重新拥有世界，就像一滴水回归大海，既超越了死亡，又获得了深厚与辽阔。
5、神性之光即世界得救之光，但人却总是对神性感到畏惧
每沾带着一点神性，万物就活泛起来，成为生动的事物。神性惠及万物。有神性在，世界永远鲜活如初；由于神性，破坏只改变世界的形状，却不能改变世界的结构。有神性在，世界并且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我们明明看到它被动用过了，在以往的世纪里被不断地消耗、破坏，被那些打家劫舍、执意要同世界同归于尽的兽性力量反复蹂躏，可它们依然按神性的规则排列、呈现，甚至不需要重新刻意编排，也永远焕发着神性的月辉。在哲学史上，唯物论者所以被认为是庸俗的，就因为他们短视，只看到世界物质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世界灵动飘逸、变化无穷的神性一面。他们看到石头只是石头，看到植物只是植物，生育只看作生育，看作生命本能的、无穷无尽的简单复制，在他们那里，命运不同、形态不同、异彩纷呈的生命，只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没有任何惊奇。就像猎豹看到跳羚只是食物，哪怕它跳出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舞蹈；而雪花只是雪花，一点也不为雪线以上的巍巍峰林所动。而在神性写作这里，浪漫是神性的自然流露，在神性写作看来，浪漫虽然很不可靠，但却标志着人类精神的高度，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达尔文的进化说也是这样，因为短视，它们看不到生命体在进化过程中，如何突然实现了突变，由这一种物种跃升到了另一种物种。进化论者不能理解相对论，牛顿不能解释爱因斯坦。而事实上，生命体既是物质的，又不全是物质的；生命是实的，实得不能再实，同时又是虚的，虚得不能再虚，灵动飘逸，变化无穷，难以把握。由于神性成为世界的常性，世界不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头脑所能理解的那么简单。在神性写作看来，世界固然一直在按物质的铁律运行，但它很可能同时服从于另一种规律，这规律可能永远不被人类所认识，因为它是贯穿天地万物、统驭宇宙万物的根本大法，处在比普通真理更高一万倍的层级，只有极少数生而知之的圣者才能感知一二，且将永远有效。
但我们也非常清楚，神性通常没有任何实用的价值，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帮助我们解决一切。事实上很多人对神性深怀恐惧。这是因为，在走向神性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要与兽性狭路相逢——这是人在回归万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第一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惟一的障碍。我们的障碍还不是什么才华不够，以及技术上的笨拙和力不从心，主流意识形态的强行入侵，或者所谓体制与民间的尖锐对立，以及语言的遮蔽，等等，这些都是第二位的。实际上每一个人多少都有一些才华，都可以抵达与万物归一（亦即所谓天人合一）的忘我状态，只要你答应对自我进行必要的克制就行。况且才华是什么，至今十分可疑。才华并不是为某些个体所特有的稀缺物质，才华人人都有，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功地绕开兽性。兽性许给我们的好处，通常是显而易见、难以抵挡的。兽性一刻也不停地要挟世界，要拉世界同归于尽，除非在放纵中被一次性消耗，世界迟早要毁于兽性。许多人生活在神性充盈的世界里，甚至自己就是神性的载体，但对神性充耳不闻视若无睹，对神性的存在矢口否认。人们所以贬低和否定神性，主要是对神性的严厉设定感到畏惧。人虽然羡慕神性的高蹈、超拔和辉煌，可是毕竟高处不胜寒，付出的代价很大，它要求退下来。退到哪里去？退到人那里去。每退后一步，快乐就多一分；再退后一步，快乐就再增加一分。上去很难，而退下来却十分容易，几乎不用怎么用力就能达到，如此讨巧的好事，何乐不为？奔向神性，意味着对快乐的放弃或让渡，或为这些快乐设定必要的边界。宗教信徒为什么要舍弃许多东西在那里苦修，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信奉神性远胜于信奉一切，而在这里恰恰相反。在宗教的场域苦修，与通过诗歌的修持达到理想的境界，仅仅是场所不同，修行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克制自我向神性靠拢。这个过程通常非常困难，因为在通往神性的道路上站立着魔鬼——首先站立着自己，而魔鬼通常就化身在我们身体的内部。人向神性移动达到最大值，即无我，这是对人性的超越，但除了极少数圣者，极少有人达到。人来自兽，每一个人都拖着兽性的尾巴。说到这里你想必可以知道，人为什么向往神性却害怕神性。有一个公式可以进行一些换算：多向神性靠拢一分，就多超越一分，离真理就更近一分，人也就更高尚一分，更有益于人类在世界的可持续存在一分，更伟大一分，反之则更沉沦一分，更黑暗一分。迄今为止，人类一切伟大的事功，都是在神性含量达到最大值时候的某种达成。为什么害怕？因为神性对欲望是一种限制。神性并不否定快乐，但却一定要对欲望加以限制，会削减人的快乐，这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无异于让人去死。他们说，既然活着这么困难，哭着来哭着走，还是快乐一些，让我们在快乐中度过每一天吧，让我们的快乐达到最大吧。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这里，人的胆怯和自私，人作为一种动物的渺小和短视，暴露无遗。人不是一种伟大的东西，贪生怕死，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作为对人的放纵，罪恶带来的快乐，一般而言总是立竿见影，非常刺激。但神性写作坚决相信，取消或者将加于欲望的重重限制（神性要求）剥离摘除，丝毫无助于人类的幸福，反而极可能毁掉世界。人性一直在神性与兽性之间作钟摆样的运动，在其中徒劳往返，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坚持认为，不能对人性估计过高；从产品的角度看，人性只是半成品，更多的人性只能成为次品，而大部分的人性，都在正品与次品之间悬而未定。人类一直想否定上帝（神性源泉）的存在，既然上帝完全不管，默许罪恶将人间充满，于是便用各种各样的学说，在人与神之间挖一条鸿沟，试图建立起一个纯然的人的王国，这个王国有律法，有国家机器，有国王，有平民，有镇压的机制，一有风吹草动，即可自己动作起来。人类通过种种努力，基本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即神在神的世界生活，人在人的世界生活，两者井水不犯河水。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通行着不同的律法，互不交叉和重叠。但人类社会——即使是美国那样极端利己的社会，人的自由似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尊重和释放，也不就是绝对的理想，否则美国人民完全不必再去开疆拓土，为保持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殚精竭虑，他们的子弟也完全不必每天都战死在各个战场。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当人类对自己建立的生活感到不满，企图从什么地方借一些光、借一些火来的时候，人们发现除了伟大的神性，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真正提供。
世界太悲惨了，如果没有神性之光的彻照，简直就活不下去。根据《圣经》的描述，我们的悲剧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上帝禁吃的智慧之果开始。漂流的历史如此漫长，以至所经历的艰难苦辛，真是无穷无尽，罄竹难书。哪里是漂流的目的地？最终能够到达哪里？除了万物，人类哪里也不能到达。我们在万物中经历，但由于惯常被兽性干扰，我们听不到它说了些什么，或者宁可听到自己的声音（那是以欲望为主的声音），却不愿意听到别的声音。我们的心灵被兽性遮蔽，内心的欲望的声音高过了天籁的低语，以至完全听不到那些永恒而又丰富、绝不雷同的大诗的绝响。有时简直是有意不听，宁可对天地万物的稀世大音关闭了耳朵。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们有私心——我们要为名和利奋斗，并把这视为快乐的惟一源泉。因为要抓紧许许多多的小欢乐，宁可将倾听万物低语的大欢乐完全放弃。我们近视，只能看到自我周围方寸之间的距离，是夏日低空飞行的小昆虫，携带着那一点天赋的光源，只能为低空的飞行照路，而且却还时刻想着能够吸引更多路过的异性。如果可能，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甚至希望把活着的标准一降再降，降低到一只后现代鼠的高度。很多人希望人脱掉衣服，回到丛林。他们没有看到，正是祖先穿上身体的那一袭树皮和草裙，帮助人类抵御了最初的严寒，成功地进化到了今天；他们发现这个时候回到丛林是划算的，因为人类已经足够地强大，至少有发达的现代科技撑腰。他们以为离开讨厌的规矩很多的文化，回到自由的丛林，幸福会重新到来，而现在的一切不幸福，都是因为文化的拖累。人类就处在这样的黑暗中，而动物的黑暗更深，在那里天天都是杀戮。这是一个互为食物的世界；最需要上帝出现，可是上帝却迟迟不肯现身。在那里，每一种生灵都必须想办法自救，大家终于找到了一个自救的办法，就是最快最快地把对方吃掉。如果稍加留心的话，你会发现生物之间长期军备竞赛的结果，连最渺小的昆虫，都被塑造成了令人惊异无比的百变金刚，通常武装到了牙齿，下手真是既快又准又狠。谁要是以为在动物的杀戮的世界里也能找到幸福，他一定病得不轻。这一切都是兽性的罪恶。动物张扬着兽性，非常凶恶地扑向了它的猎物，它胜利了；可是过了这一天，它仍然饥饿，饥饿就是它们的命。食肉动物的生存如此昂贵，现有的生物圈，已经无法支持它们的最低需要。它们非常凶恶地捕获了别的动物，但并不能保证自己能够从兽性的利爪下逃脱。动物的可悲之处在于，即使逃脱了人类的大规模、有计划杀戮，最终也难逃相互残杀的宿命——它们深陷兽性，最终毁于兽性。一只狮子应当是很威猛的，但所有的狮子几乎都不能善终，我们没有看到过一只寿终正寝的狮子；在这个世界，狮子大抵只有一个结局：不是吃掉别的动物，就是被别的动物吃掉。当狮子扑向猎物，我们看到了它的仇恨，其实它是太爱它的猎物了，那是一种对食物的爱，来自骨头的内部，任什么力量也不可能阻挡；然而当它吃掉了别的动物，却饥饿依旧，狮子的生命就消耗在饥饿与进食的永续轮回之中，没有任何亮光可言。它们不可能成功地克服兽性，只有本能，没有理性，永远不可能理解万物，更不能在精神的高度回归万物，与天地万物打成一片——动物没有这样的意识，也不具有这样做必需的精神能力和精神强度。动物回归万物只有一个通道——死亡。动物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每一天都视死如归——但你是诗人，是神性写作，你对生存及其写作理当有更高的要求。
神性之光即世界得救之光。再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够像伟大的神性，从造物的高度，把世界如此复杂多样而又相互冲突的事物统一起来。但神性不是一种现成的权利，走向神性的道路困难重重，构成了每一个时代精神历险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炼狱的过程；神性答应给我们一切，可是在创生（被生育）的时候，总是把人置放在一个距离神性门槛较远的地方，但却保证我们正好可以看到它那炫目的亮光；有时我们几乎到达了神性的门前，几乎已经可以进入它的辉煌了，但却显得犹豫不决，因为神性要求我们放弃很多。人不是在与别人作战，而是在与自己作战，人类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人性内部的兽性——它已经与我们的身体实现了捆绑。它遮蔽了神性，阻止了我们接近神性的努力，这也许正是但丁所谓“炼狱”的真相。炼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为了达到必要的难度和强度，这个被称为“炼狱”的场所，通常还被刻意设定在火中。火代表毁灭和再生；只有成功地克服了兽性，才有可能抵达与天地归一的境地——也正因此，炼狱之路亦即天堂之路。
6、世界如果是由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者充斥肯定是一件乏味的事情
必得以一种新的眼光重新看待天地万物，非如此决不会有诗歌写作脱胎换骨的全新面貌，甚至也不会有经济社会最低限度和实用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处在天地万物包裹之中的人，一个不只是被天地万物紧紧包裹，而且每天都要数万次把自由的空气吸入身体内部，却丝毫也不感觉到空气有任何神奇之处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人和可悲的人，如果他不幸又是一个诗人，那就更是不可原谅的低能，等于说他是一个绝对的白痴——他被隔绝在被我们称之为“诗”的特殊物质之外。这样的人有可能在别的领域取得成功，但从事诗歌写作绝对是一个错误，甚至连有效的欣赏也不能有。对这样的人，我拒绝谈论神性，也拒绝谈论神性写作。在神性写作这里，我们通过生育与万物分开，但必将通过诗歌与艺术的修为，在死亡之外实现对万物的回归。这要求与天地万物在精神上的更加密切，而对肉体的背弃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既然是神性写作，则一定要摆脱兽性的遮蔽，体会到万物与个我的特殊关系，体认到万物对于个我的那一份寄托，以及我们自身对万物所负的责任。当我们借口只是肉体凡胎的凡人，藉此把应负的那一部分责任推给上帝的时候，在上帝一面看来也许我们正是他派出的使者，代表着上帝的某种特殊的意旨。任何只能与万物保持分离状态、而不能在个我与世界之间自由进出，在自我与大我两个重重阻绝的世界里，在生与死两个世界之间自由进出、游走有余的人，都不可能突破自我，提升到伟大诗人的高度。这样的人严格说来不具有伟大诗人的基本素质，因为它不过像一般人那样做了天命的奴仆：天命让他通过生育与万物分开，他果然就通过生育与万物分开了，且在这样的道路上走到很远；天命让他通过死亡再回归万物，他也就不能更早也不能更迟，恰好在那个时间回归天地万物。如果还要更坏，不但不能在精神上有效地弥合与天地万物的鸿沟，消除这种天然的分离，而且以万物为敌，视万物为粪土，宁让我负天地万物，也不让天地万物负我，则在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成为诗人，反而只能成为诗歌的死敌。神性写作的前提是，承认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自外于天地万物，也不要老想着统驭天地万物；我们来到世界，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由于天地万物的分派。我们来了，就像忠诚的律师，以自己的工作为委托人挽回损失，并从挽回的损失中拿到一小部分（对万物的利用）作为回报。
世界如果是由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者充斥，肯定是一件相当乏味的事情。这样的世界也可能是富足的，什么都有，惟独没有空气，让人窒息。神性先于写作，与世界一次成型。神性并不是在创造了世界之后再添加进来的事物，而是与世界的本质同体，处在更靠近本质的位置。在很远的过去，我们并不知道有神性，它没有具体的形体，也不具有任何实用意义，如果我们在实用的意义上看待神性，势必降低神性，将神性实用化、庸俗化，就像用一块黄金来打制镰刀，用一块水瓢状的宝石作为掏粪的工具；北斗七星在天上是永恒的星座，但在一些实用的人看来，却像是一件掏粪的工具，可是如果真的被用来作为掏粪的工具，一定让人大失所望：不只是太大，而且永远悬在头顶，在那里寂寞地运转，可望而不可即，远没有手边一块木柄的勺子好用。神性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对于神性能有什么寄托呢？最好不要有什么寄托；神性作为世界的本质属性，既不能使我们升官，也不能让我们发财，更不能变成一座房屋供我们居住。神话中点石成金的魔棒，或在空无所有的海滩上忽然变出豪华宫殿的事情，那是法术，为满足我们天性的惊奇而来，是画饼充饥，带有娱乐的性质，与这里作为世界性质的神性无关。人的苦恼和焦虑可能有一万个，神性一个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在神性之光里，照样天天有人冻饿而死，天天有人被炸弹炸成碎片。神性满足我们的高级需求，这种需求来自内在，只有高质量的人才能享有。当然处在困难中的人，可能完全无暇顾及神性和享用神性，一些非常紧迫的事情使他们无暇看到神性，朝神性迈出最初的一步。这和写作的性质是一致的：既不能解决温饱，当然也很难接近写作，写作是昂贵的事物。越是有缺陷的社会越是这样，它把大多数人陷入残酷的生存竞争，越来越走向非人（即所谓异化），而将他们陷于与诗歌和艺术完全隔绝的境地。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被隔绝在神性之外的黑暗里，这是不合理的社会安排对神性的隔绝。事实上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太需要神性的温暖了。在愚味的兽性的黑暗里，我们已经呆得太久，需要开一个天窗，让神性的光进来，指引我们走向自由。物质的享乐可以提供一切，却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欢乐，反而让我们陷入残酷无情的杀伐争夺之中。欲望的无限膨胀，已经使人类破碎，且将更加破碎。这样的情况下，人类的命运也只能是：吃人然后被吃。
神性在一刻也不停地流逝，但必将因为诗歌和艺术而得以固定。如果没有诗歌和艺术，则神性只能白白流失。伟大的神性铺开白银的世界，茫茫无边，仿佛是来自天空的大河，有着至为辽阔的宽广和无比高远的源头，然而它们处在一刻也不停的流逝之中，一经流失即再不复现，新的内容源源而来，迅速取代了它们原来的位置。神性一刻也不停地要求得到呈现，最深的神性一定最强烈地要求得到呈现。它们是无主的，只是存在，不问目的，由于偶然的机缘被某个具体的诗人感知；经由诗歌写作，那些与神性密切相关的瞬间及其细节，纷纷以诗歌的形式得到指认，并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文化，神性写作者的天职就在于使这样的指认最多、最好地变现。这样的工作类似找矿，神性的富矿就在那里，在地层以下的最深处，能不能打开，取决于你有没有采掘的意识，是不是掌握着必要的手段，你的采掘最终能够到达怎样的深度。毫无疑问，如此高难的工作，要求诗人对神性的敏感和毫不保留的全身心投入，这里任何半心半意和犹豫不决都是十分有害的。一个随时准备向欲望屈服的诗人是危险的，一味迁就欲望，必将使诗人日益走向与天地万物敌对的一面，从而与伟大的神性矿藏完全无缘。放纵欲望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新时期以来三十年兽性写作的畸形发育，为数不少的诗人在其中浪费了宝贵才华，其中一些必将在兽性写作的陷阱里陷落一生。这些人笔下的话语没有任何安静的品质，除了欲望的叫嚣，别的什么也没有。兽性写作说不出比常人更深刻的话，在对存在的镂刻上，不可能比常人更深入一步。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被迫的，生而为人，他们有理由为个我的幸福穷极一生的才智，但既然是神性写作，则一定要对人生的设定提出更高、也更加严厉的要求。作为当代最具先锋性的写作，神性写作为当代汉语诗歌打开新的可能。神性被包裹，通过写作把它剥离出来，使它得到呈现；神性被日常生活的过程耗散，通过写作把它聚集起来，使它集中和强烈；神性被践踏和蹂躏，通过写作使它们一一归位，还归它们至高的荣耀。神性靠与神性相通的心灵感知，人能够感知这一切，乃是神性的赐予，因为我们的心与神性相通。只有神性欣赏神性，神性与神性相互欣赏，如同恒星站在各自的位置，以漂泊的光线相互打量。在一个到处以实用为尺度的世界上，神性被漠视和践踏，但整个世界都是神性的家，在每一种事物严密封锁的内部，都为神性保留着自由进出的通道。作为我们时代最具建设性和生长性的写作，神性写作必须确保让最多的神性进入写作，神性的植入对于艺术的成立至关重要。如果一定要打个比方，则神性的植入类似灵魂的植入，只有灵魂植入的那一刻起，人作为生命才得以成立。神性的植入使诗歌生效——请注意，神性不是仅仅寄居，而是渗透和弥漫，充盈在诗歌的每一个细胞，使诗歌获得艺术品必不可少的鲜活与丰盈，从而获准进入了艺术流通的渠道。它们获准进入，乃是艺术生命的本质使然，流通来自与生俱有的内在要求。这是神性的某种配给；每一件艺术品，每一首诗，每一部小说，都指望在这里被配给一些，再配给一些。我们知道一经配给，它们作为艺术就活了，通常是流动、飘忽不定、难以把握的神性，被固定下来进入艺术的流通，成为这个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在神性写作看来，写作出于对神性的敬畏，是人向神性致敬的一种意思表示；写作也许只是神性存在的某种后果，但却一定要反过来影响世界；通过写作，神性的内容必将更加丰富，神性的疆域必将得到拓展——正是在这里，写作与创造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创造的含量越大，诗歌的价值也就越高；完全没有创造的诗歌，则完全没有价值，勉强通过了某个时代的认证，或被人强行塞进文化，也将被可耻地逐出。既然是创造，则一定拒绝模仿和抄袭，模仿和抄袭而又要假以创造之名，故而格外可耻；既然是创造，地上本没有路，要开出一条路，本来没有这一体，又要创出这一体，故而高难，从而赋予写作以某种准创世的性质。基于这样的理由，诗人被允准从时代和大众那里支取到一部分敬意。由于神性的植入，诗歌成为可以照耀的高贵事物，面对这样的诗歌作品，犹如拿到了神性的圣经——它是我们时代精神历险的羊皮手卷，记载着与神性密切相关的事物，昭示着通往宇宙真理的秘密小径。事实上让神性进入诗歌，是一件很经济、很划算的事情。迷离闪烁的神性，经由诗歌写作获得了物理的外壳，经过了这一次固定，它的信息被捉住，再不会蒸发和逃逸。同时，它的可复制性和可携带性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藉此轻而易举地复制出无数的副本，这些副本与正本同样有效。如果一座房子里坐着一万个人，通过艺术的生产，可以让这一万个人人守一份；如果必要，这一万个人又可以各带一万份，发给更多的一万个人，就这样它们得到传播。把它们所携带的光芒集中起来，可以点燃干柴。而它的质量高度密集，有的到了超越的极限，成为具有强大引力的精神黑洞，吸引事物向自己一面靠拢。而且神秘——这是我在同一篇文章里第二次谈到神秘——神秘应该是一部成功的神性写作代表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品质，它指向多种可能。
世界广大，可是从个我进入，每一个人都可以到达世界的最远处。你进去了，可是不能在那里停留；你向前深入，这时候你看到神性。在世界的深处，你永远不会空手而归。它是你们的身体所从来之所，是你们终极意义的父亲和母亲。万物是我们的家，也是写作的家。我们虽然不是神，且永远不可能成为神（其实神只不过是人的优选），但在人性里，已经包含了神性的全部种子，它们在很久以前被神秘密植入。远在几百万年前的某个时刻，神性作为一种闪闪发光的要素被添加进来，而在我们被创生的那一刻，神性已经作为一笔最大的遗产写进了我们的基因。神性的火历经万代，终于传递到我们手中，神性的火光已经把我们的脸照亮，我们的眼睛因为神性而闪闪发光，看得更远。问题在于：你是不是准备承认，是不是认为它值价，是把它仅仅看作一种限制，一种强加进来的外在的桎梏，还是把它看成力量和自由的源泉，并为此付出代价。兽性写作诗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苦和天地万物的内心，你们知道多少？对于它的秘密又知道多少？由于醉心倾听内心的欲望，你们已经错过了稀世的大音、无形的大象。你敢肯定你真正理解了一片在秋天枝头静默着的无言的树叶吗？兽性写作诗人们，你们只听到了肉的声音，却永远听不到灵的警告和劝诫，更听不到天籁的音响。你们不知道，就在距离你们三百码的地方，世界的夜晚有着远比你们醉生梦死的酒池舞林更加宽广得多的边界和跨度！美丽的神性（不，远不是美丽那么简单，神性远远大于美丽，处在比美丽更高一万倍的层级，面对神性我们只能称之为辉煌），我可以称你作一种特殊的物质吗？我说你是一种物质，可是你无体无用，无形，无方位，无气味，比空气更充满，比光芒更穿越。你无体，无用，却充塞万有，无处不在，在世界之内，在世界之外，把整个世界充满。我今天乘坐火车离开汉中，到了南宁或者北京，我是在神性里行走；我明天骑马或步行，穿过从北方到南方的广大区间，最后在一个无名的小镇居住，我仍然是在神性里居住。我看见流星穿过夜幕，看见贼在行动，身负秘密使命的职业杀手消失在那边的街角，他们消逝于黑暗，黑暗为他们提供了遮蔽，但黑暗作为存在，却内部明亮，通体发光。神性不是梦中的经历，而是世界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沉醉于物质享乐，以至忽略了神性，但只要我们答应回来，神性的大门随时为我们洞开。神性随时欢迎归来的浪子，为他亮着明亮的灯光。神性写作认为，万物深藏秘密，在万物的背后隐藏着无形，这个无形的事物更大；万物并不是孤立的，与背后那个无形的存在保持着血肉联系，海子把它叫作实体，海德格尔把它叫作存在，它是大诗的源泉，如此大美，神性写作又岂能视若无睹！
第三章 构筑普通人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的精神教堂
7、向下还是向上：世界不能只有一个方向
自第三代诗人起，中国诗歌就被向下的兽性写作绑架了。向下的写作几乎龚断了这个年代诗歌流通的一切资源。可是在时间的箭头之外，永远有一个箭头指向天空，那是灵魂的方位。灵魂是向上的植物，即使陷落深渊，仍然向往着高度。当神性写作拉开与兽性写作的正面冲突，中国当代诗歌的局面立马为之一变。这不是简单的方位之争、风水之争，而是当代汉语诗歌的前途命运之争。在中国当代诗歌特定的格局下，向上还是向下，把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诗歌和文学区别开来。
在动物中，只有人有永不遏止的向上需求。动物也向上，可以飞快地从山下直奔山顶而去，那只是求生的本能，既不能真正理解向上，也不可能把向上作为自觉的追求。只有人对下面的事物感到不满足，有点得寸进尺，或叫得陇望蜀。因为人有精神、有灵魂，除了肉体的需求，还有精神的要求。人的直立行走，除了生物学层面的原因（包括更有利于大脑高强度工作时的散热，解放了前肢、更有利于捕捉和格斗，视野更加开阔高远、因而更有利于观察和眺望等），也来自向上的某种精神需求。人类直立行走，从此头颅向上，看得更远，这与人类精神的终极方位完全重合，是一种基于生理需求的精神安排，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同样道理，把诸神的活动安排在高山，把天空留给诸神，是各民族神话的共同现象。无论哪里的神，亦无论一神教的神还是多神教的神，似乎都不屑于居住在低处。希腊诸神居住在高不可及的奥林匹斯山上；“天下名山僧占尽”，中国神话里的各路大神也一定住在很高的山上，不仅很高而且很远，有的还隔着茫茫大水，那里人迹罕至，云雾缭绕，猛兽出没（神是不怕兽的，在那里猛兽不是成为大神驯化的庞物，就是常常成为各路大神的威猛的坐骑），而又恰好能够辟出一些神秘的洞穴，使那一片远离尘世的超验的天地有了内外之别，成为非常适合修炼起居的“洞天福地”。由于职业的规定，龙王固然是必须住在海底的，但想必也居住在海底某个比较隆起的地方。与向上的特性密切相关的是，神都有一个独特的功能，是不必步行，也不必假借运载工具，即可以在天空和大地之间自由飞行，以至飞行成为各路大神的特有标志，后世许多通过苦修得道的大仙，往往凭借一件极简陋的法宝，即可起而飞行，日行万里。天空一直是各路大神活动的舞台，它透露出来的潜意识是，人认为自己是不配天空的，天空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交给神，人只能龟缩在地上，是为尘世。但伟大的人类精神，却时常对天空念念不忘，神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成为人类精神自由的某种象征。天空是高峻旷远的，可是在个我那里，我们找到了向上的入口；天空是浑圆的、极广大、极陡峭的，是龙和神的故乡，日月星辰的国度，无远弗界，无边无际，指向茫茫宇宙的无限可能，但通过“自我”的修为，我们打开了向上的大门，并通过向上的努力，与高不可及的神界接通。神界不是仙术与权力结合起来的那个超验的世界，而是与人类相互对照，随时准备接纳人类向上的努力。当然我们也深知，只是在最优秀的人群那里，向上才成为仅次于生命的第一要求。向上是一种困难，意味着对地球引力的克服，往往伴随着能量的消耗。向上之路，意味着高难、高寒，意味着险境、不合时宜，意味着与市场的对立，通常只作用于伟大的人士，所以只能是一条在野的、歧路丛生的孤寂之路。由于大部分形而下的生活问题只能在下面解决，故而大多数时候看来，向上不只费力，还很不讨好。下面是人类的家，所谓恋乡其实是恋下；再说肉体沉重，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不愿意离开一向习惯的、安身立命的下面的世界向上提升一步。在下面呆得闷了、腻味了，有时候也会约三五好友，选一个好日子，登上附近的一座山头，“登高山而小天下”，也觉得好，可要是让他们再向上一步，他们后退了。天空没有梯子；只有那些对现状感到窒息的人，才敢于攀登天空，并保持着永不遏止的向上要求；越是感到窒息，向上的愿望便越是强烈；也只有那些意志极坚定的人，才能把向上进行到底。向上意味着对许多重要东西的舍弃；虽然前辈大师已经为我们开启了向上之路，但是它的险峻和陡峭，超过了我们的肉体能够承受的极限，有时候看起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美丽而危险的运动，注定是一条万般艰辛的历险之路。在那里，一切美丽的欲求都只能在不停止的向上运动中达成，没有任何位置可以停下来喘息，一经停止即意味着滑落，使向上的努力功败垂成。向下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切，它许诺的都能做到，但却不能得到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不在向下那个层面。向下的世界，是兽性的世界。向下是一条不归路，但人们相信，总有一个事物为自己托底，再不济还有大地，相信大地的密度可以承载向下的压力，把向下的重力托住，而不致灭顶。有了这样的托住，人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下坠的重力转嫁给大地。但我们同时深知，这是一种怯懦和懒惰。天道酬勤；欲成正果，你得朝最难的那个方向走，与神性的终极指向保持一致，而且确保不是半途而废。人类的根本福祉不在最容易的那个方向；大多数人在“下面”的所在被认为快活地活过一生，最后只落得空手而归，一败涂地。
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中国文学一直在沿一条向下的路线滑行，且呈现明显加速的迹象，可是给中国诗歌只带来了灾难。伟大的诗歌，还是伟大的诗人，几乎没有。朦胧诗以后，第三代诗人起，中国诗人群从此进入了大分裂、大分化的特殊时段，一股向下的诗歌势力乘机而起，试图在向下的写作中走出一条诗歌的新路。他们放弃了先锋的姿态，放弃了所谓宏大叙事，以平常的姿态写日常生活，不厌其烦地对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酱醋吃喝拉撒睡津津乐道，写凡庸生活里的琐屑事物，为渺小的悲欢而歌；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高蹈的诗歌从云端拉回本真，以为这就是生活的真，可是就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丢掉了灵魂的真。这股向下的诗歌潮流愈演愈烈，大批诗歌作品都带上了向下的特征。不消几年下来，向下的诗歌势力迅速蜕变，成为只知解构、连人类赖以立身的真价值都要解构殆尽的痞子诗歌、下半身诗歌，到垃圾派这里，终于和生活走到同一平面，事实是走到了生活里那个最肮脏的层面，并错把这个最肮脏的层面当成了生活的全部。小说领域呈现出同样的迹象，不少小说停留在对性、对黑幕、对玄幻的肤浅模写，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盗墓小说、黑幕小说、成长小说、玄幻小说、奴女文学，而对这块大地上生活的真，却表现出极大的无能，文学的思想力、批判力丧失殆尽。这些浮在生活表面、以文学名义到处兜售的文化泡沫，以各不相同的姿态和方式，完成了同一个事实，即对生活的肤浅模写和对时代苦难的刻意回避，既回避了生活里正义与邪恶的尖锐冲突，又回避了美学中直面存在必然产生的那种名叫崇高的美学形态，文学就像一头老奸巨滑的驴，在不知不觉中卸载了对时代苦难的承载，仗着天生的伶牙利齿，找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仅以受灾最重的诗歌而论，民间诗歌里的圈子林立，网络上的众声喧哗，其实只是虚假的繁荣。二十余年的兽性写作，是对拒不合作的先锋精神的自我放逐，是文学对资本和权力的投降，文学在这里和大众文化握手言欢，可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尖锐锋芒，也在这一次狂欢中被磨蚀殆尽。
向下的文学不只是时代的垃圾，而且是精神的毒药。神性写作并不简单地排除向下，但要求根本指向必须与人类精神的永恒方位保持一致，要求你必须有勇气把向下进行到底，推向极端。有的人向上，有的人向下；有的人有时候向上、有时候向下；有的人向下，一直深入到那个兽性的所在，这时候他是向下的，可是他的精神却指向天空，他并不认为下面的世界就好，他的目的也许只是要看看，在这个鬼蜮横行的魔界，到底有着怎样的机制和纹理，他要构画出精神的魔界，让人们知道这里的秘密，这个时候，向下是向上的必由之路，是向上必须付出的代价。神性写作的向上，是指精神的终极方位，而不是指艺术家切入生活的姿态。有时候，为了向上必须首先向下，在那里取得向上的思考，从那里取得向上的激情和能量。向上的经验，向上的精神的青铜雕像，不可能凭空而来，只能在向下的熊熊烈火里打造成功。为了向上，我们亲近大地，亲近苦难，正如一棵大树，为了向上，必须把根伸入泥土内部的茫茫黑暗，根扎得越深，也就有可能长得越高。存在两种向下：一种是以欣赏和陶醉的心态向下，他们进入下面的世界，只不过是为了猎奇，只是为了更快地向下，更彻底地沉沦；一种是为了向上的向下，这时候他们的眼光是批判的，不但不满足于下面的世界，相反会感到窒息，因为作为兽性的人质，神性很可能正在那里受难；无论那里的生活，许以多么诱人的荣华富贵，高官任坐，骏马任骑，都不能使他们真正满足，他们仍将从那里逃离，逃离是他们的常态。但下面生活的深刻经验给他们以滋养，成为向上的强大动力。向上并不导向对生活的否定，但却一定导向批判。下面的世界阴冷，必得向天空取火；下面的世界黑暗，必得从恒星那里取得光源。无论向上还是向下，都是对于平庸的抵制。而大多数人停留在生活的同一平面，再也不能向天空的方向迈进一步。由此看来，当代诗歌里那些向下的东西，与芸芸众生处在同一层面，尽管他们有时候也非常搞笑（其实是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同绝对精神摆在一起。或问：向上为你们带来什么好处？我说：这要看对好处如何界定；如果好处是指物质利益，确实没有，反而只能消耗这些东西，使它们的比重更小，但如果是指精神层面，则每一点向上的努力，都有效地提升了生存质量，为人类动物性的生存注入希望。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不是这样，许多诗人感谢诗歌，能是什么原因？
8、神性写作是对身体写作等多种写作的历史性超越
身体的发现肯定是新诗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美学事件。作为当代诗歌运动的亲历者，我充分认识到身体对于诗歌和文学的意义。事实上，身体已经被作为重要的美学原则固定下来，进入了当代诗史。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身体作为万物的一部分，确实是被严重地漠视了。我们相信，精神可以创造一切，代替一切。在那些被主流意识形态严重扭曲的年代里，我们甚至视身体为羞耻，羞于谈论身体。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重新发现了身体；不仅重新发现了身体，而且通过激烈的诗歌运动，把身体从伪价值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昔日那些显赫一时的伪价值，也被我们一并送入了火葬场，从而建立起一个身体写作的诗歌天国。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胜利。我们看到，像谢有顺这样才华横溢的青年诗歌批评家，对诗歌和文学里的身体问题，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但事实上，身体原则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现代美学历程的终结，身体只是我们重新认识神性的开端，只是为我们重新认识神性、回归神性打开了一扇转门。恶梦醒来是早晨；当这个国度数以万计的诗人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不顾一切地直奔身体而去的时候，当代诗歌很快蜕变成了一场欲望的大合唱：满不在乎的诗人们将一切道德的樊篱越过，对欲望在这个时代的状态及其历险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而将一切有关写作的清规戒律踩在脚下，对一切善意的规劝嗤之以鼻。这个过程是由几代诗人共同完成的。这些诗人不仅找到了与身体相匹配的诗歌语言（即所谓口语），而且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载体（即民间诗歌运动）。可是艺术运动的规律是，只要我们对艺术幼稚的症候缺乏必要的警惕，同时又拒绝批评的有效制衡，总是要一刻不停地走向反面，将原来的革命性丢弃殆尽。我坚持认为，诗人不必指望一个绝对自由的时代，诗是不自由的产物。若论绝对自由，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十多年，肯定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自由的时期。诗人们早就实现了创作自由——包括写作的自由和发表的自由（虽然我们仍然面临着诗歌传播的诸多问题），这是历朝历代中国诗人梦寐以求而不能得到的。距离我们最近的清代诗人前辈，曾因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十个中国字，糊里糊涂掉了脑袋，连带着有许许多多的无辜的人受到株连，死于非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密织的文网而致祸。直到文革后期，新诗期诗歌的勇士如北岛们，当他写出“我不相信”的时候，仍然经受着政治上的高压。稍后的周伦佑，也因为创建非非主义而备受打压。可是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随着时代的进步，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直到和谐社会理想的提出，经济多元带来的意识形态的逐步多元和价值多元，原来高度集中的权力被逐步分解，中国党和政府在领导文艺方面逐步成熟，意识到文艺再危险，毕竟不至于亡党亡国，加之诗歌和文学由中心地位逐渐旁落，被强势崛起的影视艺术排斥，心甘情愿同时也无可奈何地退居边缘，一些原本三心二意地簇拥在诗歌门前的人从诗歌中退出，主流意识形态逐步放开了对诗歌和文学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严密看管。由于以上原因，目前的状况是，诗人们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连写大便之歌、生殖器之歌也没有人出来制止，这种宽松和开明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今天的中国，虽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像北岛创办《今天》诗派而被迫流亡海外，周伦佑因为创立非非主义而备受迫害的经历，是不大可能再有了。可是我们发现，诗歌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繁荣起来，反而越来越被人唾弃。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同时又是中国诗人们最不自在的时期。不自在是因为，成名成家的焦虑（这焦虑通常又和灸手可热的名利地位紧紧绞合在一起），如果要用两个字来状写诗人们的精神状态，那就是“躁动”——诗人们陷入了空前的浮躁之中。由被主流意识形态严密看管到空前自由，没有任何人再居高临下地对诗歌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一种被解放的狂欢之后，诗人们反而普遍出现了不适应。诗人们失去了方向感（与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仰相表里），理论上向哪个方向都行，怎么着都可以，但同时又感到似乎向哪个方向都不好，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引进了许许多多外国理论和流派，向每一个方向都掘进过一段，可是并没有产生预期中的伟大作品，诗歌在每一个向度上都面临着赚收的年景。绝对的自由之下，是诗人的无所适从和诗人的绝对不会写作。青年诗歌批评家荣光启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把最近出版的一本诗学专著，题名为“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我相信荣光启所表达的是当代诗歌的真实处境。在绝对自由的年代，反而绝对地不自由，这是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值得深入思考。事实证明，中国诗人这一群体是一个很贱的群体，完全没有学会自律，是一个很少自省的群体，且四分五裂，对名利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诗歌艺术的兴趣，而对真正的诗歌，却缺少必要的敬畏。诗人们没有屈服于政治上的高压，却屈服于商业和资本的引诱。他们发现，向神性一面的任何提升都很难，而向兽性写作的方向滑行，遇到的阻力最少，得到的好处却最多。凡是符合资本趣味的东西，资本都答应给予回服。明明是向资本和权力的投降，但一些诗人却要把这投降称作“先锋”，他们急切地想要登堂入室，结束在野的状态，却要把自己的写作与先锋联系起来，这也是一些当代诗人无耻所创造的最新记录。由此可见，诗歌不是自由的产物，在不自由中才能把自由发挥到极致。同时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内心的自由优于外在的自由；外在的自由充其量影响到诗歌的传播，内在的自由却决定着一个诗人能不能接近诗歌。诗人们永远认不清艺术的边界。一开始他们被利用，过分地夸大诗歌的作用，以为诗歌可以救世，没有看到政治家对文艺作品的空前重视只不过是在借题发挥，这时候诗歌充其量只是政治的借口；后来又借口诗歌和文学的纯粹性，完全拒绝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把诗歌无限抬高为一种纯个人的私人行为，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中国诗人们显然走过了头，诗歌的急剧蜕变就从这里开始。在当代中国，批评家李建军一直为在文学里重建价值、重建人的尊严大声疾呼。批评家谢有顺虽然对身体写作加以肯定，但在一些最新的诗学论文中，已经多次对身体写作的走火入魔提出了警告。而在谢冕那里，这些披着先锋外衣的人一度被斥为艺术的败家子，当代伪先锋诗歌已经令这位以托起朦胧诗而著称的老批评家大失所望——这些人从朦胧诗出发，把当代诗歌一步步推向了兽性写作的穷途末路，如果不是昌耀、海子等一批神性写作的优秀诗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异军突起，几乎造成中国诗歌在当代条件下的全面绝收。
神性写作是对身体写作的历史性超越。神性写作认为，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仅仅为身体立言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这个身体只是将灵魂剥离之后的空心的身体，那就更是对身体的歪曲，这时候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完整的身体，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的代称；如果进而拿这样被歪曲的肉体来偷换身体，那就更是居心不良；如果这个身体，把生存的苦难、所经历的危险都一并剥离摘除，最后只剩下下半身极其单薄的因纵欲过度而更加单薄的身体，简直就是胡闹，只能使伟大的诗歌艺术沦落为艺术的敌人。鼓励这样的艺术倾向是危险的，诗歌运动的惯性会很快把这种危险的倾向推向极端，比一些人想象的还要更快。在以往的历史上，每当有人推动艺术的飙车朝这个可怕的方向一路滑行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一定有另一种力量从诗歌内部走出来进行矫正，把艺术从兽性力量的严厉威逼挟迫下解放出来，使之重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但是自从后现代主义登场以来，这种内部的积极力量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产生了也不一定有人叫好。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破坏性极大的社会思潮，已经从根本上解除了人类自我拯救的武装，比起以往任何时候，诗歌的生态环境都已经大大地恶化。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这篇论文中，我把这种旨在摧毁一切、平分天下的思潮，称为从根本上摧毁人类希望的精神“艾滋”。事实上，把它称为精神“艾滋”是完全准确的。当人们打开了艺术的桎梏，艺术重新回到艺术，对艺术究竟向何处走人们感到茫然，艺术无法无天拒绝思考，慢慢滑向了天地万物的反面，在兽性力量冒充艺术无限抬高身体的时候，已经在无意或有意之中把天地万物踩在脚下。精神“艾滋”的指认，准确地反映了第三代诗以来后现代诗歌思潮的真相。一方面，一部分第三代诗通过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反宏大叙事，打碎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的牢牢禁锢，诗歌从此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出声音了，可是一些人屈服于时代向下的力量，拒绝对写作作出进一步的安排，结果诗歌成为他们残缺的、被欲望抽空的身体的天然出口。这时候的身体与其说是身体，其实已经与欲望等值。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一切乱象，就从这里产生。兽性写作的诗人们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发现了身体，却没有发现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就在你们身后。只要你们退后一步就会发现，天地万物就在我们后面，连面纱也没有佩戴——问题是它不需要佩带面纱就是美的。它将你们的身体包裹，也将你们的艺术包裹；你们的一生，都不过是在它的内部行走，它远远大于、也先于你们的身体。
神性写作是对“文学要写作永恒不变的人性”这一提法的历史性超越。文学固然要写作“永恒不变的人性”，但问题在于，人性是很不可靠的，首先人性并不是“永恒不变”，相反每时每刻都处在变动之中，即使人性现在看着很好，谁也没有胆量为它的“永恒不变”担保。在近年的写作中，我曾就这个问题与江南大学文艺评论家何根生先生，有过多次深入的探讨。我们共同认为，“文学写作永恒不变的人性”的提法，对于抵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强行入侵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主流话语那里，曾被长期作为“人性论”受到批判），但在对文学本质的追问方面却显得远远不够，至少是很不彻底，反而极易为形形色色的兽性写作所利用。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兽性写作极易假冒人性狐假虎威，以假乱真，把诗歌和文学搞乱。人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为善为恶，自古没有定论。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应该说，他们的看法都对，但不完整，类似盲人摸象，因为他们都只是将自己看到的一面进行了强调，而将事物的另一面忽略了。人性是在路上的，是正处在“修炼”中的“半成品”，既不善也不恶，而是善与恶的集合。也即是说，人性不过是神性与兽性的一个集合体，至于究竟神性（善）大于兽性（恶），还是兽性（恶）大于神性（善），落实到具体的人则千差万别，完全看各人的具体修为和操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得失情势下，不同的人人性的善与恶并非总是一样，有时神性（善）大于兽性（恶），有时兽性（恶）膨胀到几乎完全掩盖了神性（善）。人性只是朝向神性打开了多种可能，并不等同于神性，人性其实是神性和兽性对峙的战场，处在此消彼长的动态之中。人性中的兽性部分总是刻意要对人性中的神性部分造成遮蔽，并拉动人性向兽性一面倾斜。总体看来，由于人都有短处捏在欲望手里，通常情况下都处在欲望的人质状态，所以人性一向是距离兽性较近而距离神性较远的，如果拒绝作功（向上），则必然要一刻也不停地向兽性坍塌。神性写作认为，神性不等于神，神性远远大于神，神性就在人性之中，是人性中最美好、最具有光辉的那个部分。神性作为最高的星辰，即使处在漫漫长夜之中，也可以为人性提供永远的指引，从而实现对苦难的超越，将生存的价值最大化。
从普通的写作走向神性写作，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身体写作只走到一半就停下了，再也不可能向前迈进一步，进一步的美学革命只能由神性写作完成。神性写作是当代条件下的先锋写作，只有它能够引领当代诗歌出离困境，由身体写作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只有神性写作才能把这场美学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在身体写作的陷阱里陷落很深，最终全军覆没。然而这是渎神的时代，以起劲地渎神为基本特征。世界迷入现代，人与天地万物的对立已经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诗歌也必得有空前尖锐的反应！在这样的时代，神性存在的基本状态就是受难，就是被践踏、被蹂躏，神性写作的基本形态就是坚持，就是批判，就是对抗，通过批判把蒙蔽在神性之上的事物一一剥离，让它重新得到呈现。从这个角度看，神性写作不可能产生温文尔雅的古典诗人，也不可能拥有古典诗词那样从容和缓的超稳定结构，比如由四言、五言、七言、律诗、杂言、排律所构成的规整的形式，也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去歌咏田园，因为田园已经破碎，南山不再，菊花凋零，与此相关的是农业文明的式微和破产。诗心在现代应当有更强烈的反应，空前惨烈的尖锐现实，以及被践踏、被蹂躏的大美丽大悲欢，只有第三极神性写作足以当此境界！当代条件下的神性写作，不仅要爱大自然、爱万物，把它看作我们母亲的母亲、总的母亲（反什么，也不能去反我们的母亲），还必得爱他人，要用佛以身饲虎的境界来爱你的仇人。这种对天地万物的大爱和对他人的爱是完全相通的，是同一种性质的爱在世界事务（包括诗歌写作）中的全面贯彻，它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包含在一个大的哲学之中，是根本的诗学，让一切渺小的诗学黯然失色。只有一个能够爱己及于天地万物的人，才能用心听到万物的低语，打开天地万物的奥秘；也只有一个推己及于天地万物的人，才能真正越过仇恨，去爱他的仇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将爱在世界和生存的复杂事务中贯彻到底，也只有这样与当今时代相反的反时代的人才是彻底的神性写作者，因为只有他们遥遥领先，走在下一个时代前面，是预言家和先知，反映和表达着神性对兽性的优越，为世界带来光亮和福音。
9、诗歌如果是多棱的，每一个立面都必须折射神性的光辉
比起今天的诗人，古代的诗人真是太幸福了。在他们那里，固然也有屈原的绝望，李白的悲愤，杜甫的深重忧患，陈子昂孤独的宇宙意识，李商隐的唯美和感伤，曹雪芹透骨的悲剧意识，等等，可是它们的悲愤、痛苦，与一个现代诗人是多么地不同。比起他们，现代诗人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情景。古代的诗人当然也看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对立（虽然在那个时候，人与世界的对立要温和得多，远没有现代尖锐），可是他们一样能够优雅地生活，心灵平静，因为他们创造了一种文人趣味，所有令人难堪的东西，都能够被他们巧妙地化解。他们的办法是眼不见为净，“穷则独善其身”；他们那么高雅，即使天天血肉纷飞，哀吟动地，一样琴棋书画、高人雅集、诗书自娱。君子不入庖肆，圣人如是说。他们用一种文人趣味，把自己屏蔽开来，顺带也把对世界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一边是血腥的现实，一边狎妓自娱，弹琴作乐，写诗酬唱，旁若无人；一边是遍地哀吟，一边是退后、再退后，不为五斗米折腰，“种菊南山下，把酒话桑麻”（陶渊明语），过起庄园主的休闲生活，并且视此为难得的清高和气节。即使像杜甫那样满腹忧患，充其量也只是忧国忧民，而一个当代诗人却不得不担心世界，他们在为人间的公平正义悲欢离合仗义执言、忧心忡忡的时候，还不得不承担起对世界末日的深重忧患。人类毁灭的前景，已经不再是《圣经》的假设，而是越来越多地在现代诗人的视野中出现，不时有世界毁灭前的各种警讯从远方传来。中国文化是非常优秀的文化，但其间杂糅了许多油滑的东西，那种油油的阿Q精神是深入了民族骨髓的，但神性写作没有退路；作为当下的先锋写作，神性写作是“不达”也要“兼济天下”，虽“穷”决不“独善其身”！天地万物是我的，我必得为它负责到底！世界不是政治家的世界，也不是仅供人们享乐的对象，利用过了再把成吨的垃圾推给世界，它同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谈话者，是我们平等可待、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心；同时也是一切众生最终必将回归的终极家园，须得以全新的态度善待世界。固然不能以今天的境界要求古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样的写作已经过时。在今天，我们面临着比古人要尖锐得多的生存困境，需要更人道的写作。即使是抛开神性写作，今天的诗人们也理当比他们的诗人前辈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有必要问问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不反对别人继续兽性写作，但是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拉诗歌为兽性写作殉葬。神性写作的目标是，构筑普通人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的精神教堂，它的每一个立面都必须折射神性的光辉！
世界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但在神性写作这里，世界是温和的、友善的，准备公平地对待所有的生灵。而且是全新的，虽然它已经供我们的先辈无数次反复使用。它是陌生的，从每一个点、每一个方位出发，在每一个时间的刻度上，都能确保与伟大的神性接通。神性写作看自己完全陌生，看世界完全陌生，星空陌生，动物陌生，将我们包裹其中的人群陌生，万事万物一律闪烁着陌生的光芒。陌生由诗人别样的眼光而来，有赖于对第三眼光的取得。在神性写作这里，天地万物都等待着通过语言的桥梁，包括生活的欢乐和苦难，包括那些丑陋的事物，一旦经过了语言的桥梁，立马成为艺术——是的，你们先于他人创造出了成熟的艺术，这就是对于写作的奖赏！它是陌生的，可是在它的很多地方，我们都能找到一些熟悉的痕迹，据此可以认定它就是我们经验到的世界，它被庸常的事物遮蔽，现在初次暴露。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居然如此鲜活，就像在无数重天地中发现了新的天地，在这一个宇宙内部忽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宇宙。用神性写作的眼光看世界，一片新鲜；万事万物，皆为圣物，就像一片雪原，从来没有被人动用。用神性写作的眼光对待写作，一定要比还原生活走得更远。在神性写作这里，没有纯客观的诗，只能尽可能地客观，客观里已经包含了主观。世界的本质是恒定的，但它一刻也不停地翻新，带动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个诗人都发现真理的一部分，可是这一部分乃是透过了具体诗人的眼睛，打上了个人经验的印记。每一个诗人都从自己的位置打量万物，处理命定的那一份题材，发现自己命定能够发现的那一部分秘密，即使是这样，还得确保是努力的，不至于把应当归于自己的那一部分随手丢弃，或者由于自己的惰性、私心与偏见，而与本来能够发现的那一部分真理（神性）失之交臂。
神性写作准备在当代诗歌现场重提悲悯。悲悯是佛的态度，也是神性写作的态度。先前哲学家尼采在街上走，看见一位农夫打马，曾抱住这马的头颅痛哭失声，神性写作比这位德国哲学家更悲伤——我们要抱住每一匹马的马头痛哭失声，这些马虽然没有被一位农夫用皮鞭抽打，却背负着终生的劳役，被粗暴地阉割，吃着粗糙的草料，饮用不洁的生水，走在没有尽头的漫漫长途。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抱住每一头牛的头颅哭泣，抱住每一只羊的的头颅哭泣，捉住每一条深海之鱼哭泣，以及这个世界所有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哭泣。也要抱住每一个贪官、囚犯以及病重在身、危在旦夕的人们哭泣，抱住每一个被埋入坟墓的人的骨殖哭泣，因为他们曾经在兽性的世界里迷失，却浑然不知痛苦的原因。我们以哭泣摇动世界的身体，我们是江河，没有理由也要呜咽。神性写作以悲悯的态度面对世界，情愿成为世界的发声器官。神性写作是一种写作，但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包含着神性写作者对世界、对天地万物的根本看法，这看法吸纳了以前所有主义的合理部分：它吸纳了存在主义的刻骨的清醒，直面存在真相的勇气，但不同意存在主义面对存在的茫然无助和绝望；吸纳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先验的绝对理念，但比它们更具体、更鲜活，拥有更多的当代内容；吸取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而宗旨却只在于建构，解构仅仅为建构开辟道路；吸取了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哲学的精华，但并不准备疯狂，疯狂无助世界的永续存在；吸取了新时期以来几代诗人向下的写作对诗艺的拓展，但却完全不同意这个方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第三极文学运动，把写作推向第三极的高度。神性写作是对启蒙的启蒙，是从启蒙立场的一次更高层次的后退和凯旋。这里所谓的向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重合，但它不等于主流意识形态，也不等于爱国主义、五讲四美，它们包含了这些东西，但大于这些东西。它们之所以被包含，原因在于这些东西属于人类普世价值，但神性写作在很多时候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独立，大大超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有效覆盖的边界。神性写作强调批判和介入，强调对世界和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注，强调关注政治，将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生活纳入写作的视野，但必得以诗歌的方式。
神性写作重视作品的寓言性质，因而寓言性是神性写作必不可少的艺术品质。一首没有寓言韵味的诗，往往是失败的诗。但神性写作同时强调杀伤（批判），因为神性存在就是杀伤。诗意就是真相，神性写作决定放弃优美——一种幼儿期的美，神性写作必须从优美向上爬升，到达崇高的高度。之所以是批判的，原因在于这个世界与神性的要求正在越来越远，不批判则神性决不可以得到自动呈现，有重重的东西试图走到前台代替神性的位置，使人们误以为世界只有欲望，只有罪恶，没有神性，甚至误将欲望的火光当成神性。批判体现高度，批判为诗歌和文学赢得风骨。神性写作不打算讨巧，让所有的人欢心；因为我们深知以往所有的流派，无不为诗歌运动的现实斗争需要而来，几乎每一个诗学流派，都沐浴过诗歌战火的洗礼！四平八稳，八面玲珑，那是学院派的作派，可能任何人也别想把学院派打倒，所有的文学最终都要求得到学院派的承认，进入学院的讲堂，可是学院派不会有生命力，文学如果落入学院派之手，文学的生机将被完全断送。神性写作是诗歌运动的产物，产生在它躁动的母腹，是一部分诗人不满于诗歌的颓靡，挺身而出，对时代深层要求的一个坚决的、毫不迟疑的反应，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诗歌写作力量。神性写作并不简单地反对欲望，欲望作为一种伟大的原始的盲目的力，和神性一样来自上帝造物时候的刻意安排，但神性写作认为，如果没有神性的指引和照耀，则欲望只能制造痛苦，只能是罪恶的渊薮，是许多悲剧的根源。它是盲目的，欲望就相当于那个动力系统，加足了油就能发动起来，可是只有神性才能为它加上嚼头，将它引向正确的轨道——神性就是使那个动力系统正常工作的方向盘和控制系统。在风险莫测的航行中，神性代表智慧、克制、光荣、目的地、下一个码头，是安置在关键位置的罗盘和舵轮，是黑暗中的灯塔、航标，当代汉语诗歌将从这里重新找到自信，重建作为文学王冠的罕世荣耀。
神性写作主张放弃技术之争，把诗歌从技术层面的无效试验中解放出来。神性写作认为，诗歌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技术是重要的，可以有无数种，载体也可以无穷无尽，但写作只有一种：要么真诗歌，要么伪诗歌，二者必居其一。神性写作是第三代英雄写作的全面提升，包含着诗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神性写作认为写作不可能改变世界，但却一定能够参与这个时代的精神重建。神性写作是对英雄写作立场的重大修正，是写作的一次巨大的升华，这一次升华考虑到了诗歌的过去和现状，对诗歌写作作为一种艺术的特性给予了足够的尊重。神性写作强调与罪恶的共时性存在，它的存在就是对时代正面力量的支持和加强。神性写作认为，一个有担当的诗人强于一万个没有担当的诗人，诗人的本质是担当，犹如佛对于苦难的担当，没有担当就没有佛。对神性写作而言，灵魂必须是品质很高的灵魂；肉体必须是在灵魂管辖之下的肉体，灵魂和肉体不仅同时在场，而且有主有次，灵魂的位置永远比肉体的位置更高，灵魂的出场并不是要同肉体坐在一起，也不是为了和肉体平分天下，而是永远站在比肉体更高的地方，对肉体是一种统治和照亮。神性写作不赞同完整性写作，完整性写作并没有提供灵魂与肉体达成和解的一次性解决方案，混淆了灵魂与肉体的方位，无助于肉体的自省和归位，为兽性写作留下了可乘之机。神性写作不会夸大诗歌和文学的作用，但却非常强调担当，没有担当就没有神性写作。由于第三代以来日趋恶劣的诗歌生态，神性写作决定放弃孤胆英雄式的写作，强调以第三极文学运动的名义成军。它将走向博大和宽容，但却一定要求新锐和尖利，要求孤军深入的胆识和力量，因为它面对的敌人（兽性写作）非常阴险！
第四章 诗歌的乱世，神性写作可以大有所为
10、伪命题批判：神性不灭则文学不死
一位沉默已久的诗人忽然走了出来。他说：“文学死了。”并且煞有介事地列出了文学已死的十四种症状。一时网络哗然，从而引发了一场继恶搞赵丽华之后的网上大讨论。其实，文学怎么会死呢？我们并没有接到文学已经死亡、必须为它送葬的讣告。文学是自在的，野生的，拒绝的，顽强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力量的证明。我不相信文学会死，就像不担心青山会死，苍天会死，大海会死，星星会死，上帝会死！当然也有人说，文学真的会死，以往在中国已经有过很多这样的先例。他们说，文革十年，中国文学全面绝收，还不是等于死了吗？他们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两个文学的高峰之间都曾有过长长的低谷，在那些隧道一样漫长的谷地里，文学完全没有希望，也没有亮光，没有一个伟大的姓名，相当贫瘠和荒凉。他们说得很对；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以后仍将会有，但不能据此断言：文学已死。也许，跟风的文学、媚俗的文学、迎合时代低级趣味的兽性文学，可能红极一时，可是时尚一过，说死真的就死了，因为它的声望并不是来自文学，这样的文学不是文学，我把它归类为“无效写作”。文学它有时候看起来死了，可是很快它又活了过来，平地里创造一个新的高峰！文学永远充满了变数，充满了奇迹，永远不可预料，没有奇迹就不叫文学！文学的荒凉的年代，每时每刻，都回响着对于奇迹的吐血的呼唤！也许，我们可以据此得出结论：判断一种自以为是文学的文学是不是真文学，不看它的宣言，只要看看它会不会死就行了：如果过一段就死了，它就不是真文学，只是伪文学，因为只有那些横跨时代和历史的文学，才配称为真文学，反之则绝对不是。我理解，这个诗人所说的“死了”的文学，很可能是背离了文学本质的伪文学！神性写作并不认为文学真的会死。神性写作的信心，来自对文学的深刻理解！我认为，文学可能会在一个时代歉收，甚至全面绝收，却绝对不会死掉！它在一个时代歉收甚至绝收，也不是因为文学已死，而是那个时代的作家缺少才华，或者误入歧途、浪掷才华，或者虽有才华，却背叛了文学，失去了对神性进行指认的能力！文学并不神秘，但却根基深厚，担心文学会死，纯属庸人自扰！
诗歌不会死亡，因为神性不会死亡。诗只不过是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赋予世界的性质，神性不灭，则诗性不灭。我注意到，在使用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人们通常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用来指称作为绝对真理的文学；一个被用来指称文学的文本，正是它们构成了文学的物理存在。在讨论文学是死了还是活着的时候，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文学？前者还是后者？你指的是哪一种文学？我们习惯于把那种凝结着文学元素的文本称作文学，却忘记了作为宇宙大块文章的本来的文学。因而，在感叹这个年代杰出的文学文本何以如此稀少的时候，匆匆忙忙跳出来断言文学死了。事实上想要消灭文学真是太难了，因为想要消灭神性真是太难了，比创造神性都难。如果有人执意要消灭神性，他一定会失望，因为他一定会很快发现，神性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就像一个愚妄的人宣称要消灭大海的光芒。一块玻璃打碎了，可是只要有恒星的光源在，每一片仍将闪光；一块石头你把它研成粉末，撒在大地上，它每一粒仍然携带着石头的完整信息。你把整个世界消灭了，它却在一瞬间变为巨大的能量，意味着一个新宇宙的创生，因为能量与物质守恒。神性是世界的性质，要消灭神性，除非先消灭世界。创世难，毁灭世界很可能比创造世界还要更难。文学是原在的，美是原在的，诗是原在的。所谓文学，只是绝对真理在美学向度的呈现，它与主宰宇宙、充塞万有、永远鲜活、沛然乎遍布宇宙万物的绝对真理同体，来自同一个地方！文学就是文学，既不可能被创造，也不可能被罄尽，只能被发现和指认！文学独立于人，独立于时代。文学在人类产生，被人类感知，人类的生活作为存在的一部分，构成了我们所谓文学的核心部分，那是因为它与人类切切相关。但文学是自在的，并不以某一时代的存续为依据。文学大于人类，也大于时代，它以罕世大美穿越一切世代！文学既不被增加，也不被减少；既不前进，也不后退；既不上升，也不沉沦；既不明亮，也不黯淡；既不点亮，也不熄灭；既不生成，亦无所谓死亡。它就是老子哲学里那个道，就是佛所代表的那一种充塞万有的伟大精神，儒家哲学里的那个仁，就像我们置身其中的茫茫宇宙！文学它一直就在那里，有一种安静的品质，任何时候都与人类同在！文学如果是水，我们就是里面的鱼，被水接纳和笼罩，水构成了我们的家园！文学的历史比能够想象的更早；以宇宙大爆炸为标志，文学与宇宙同时诞生，一次成型！文学要是死了，就是说世界死了；或者世界还没死，而能够感知文学的人类却终结了。文学是自在的，通常居高临下，每一代作家只能从自己的位置仰望它，接近它，试图对它作出令人信服的指认和挽留，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文学的首肯！文学自己存在，是文学家自己因为羡慕文学的荣耀而走近文学：诗人用诗歌文本指认，小说家用小说文本指认，艺术家通过艺术的语言指认！在这样做了以后，这些被称为文学家的人，通常会走到舞台比较靠前的位置自豪地宣布：他们是文学家，因为他们已经奉献了伟大的文学，并把这说成是他们刻意的“创造”！而文学默许了他们狂妄的说法，因为他们毕竟先于别人对文学作出了准确指认，虽然文学心里知道，它并不是产生于什么人的创造——但既然人们爱用“创造”这词，无妨允许。
所谓“影响的焦虑”⑧显然被刻意夸大了。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对前辈作家的敬畏，只剩下“影响的焦虑”之下的仇视，构成了一些诗人美学弑父的最初动因。这些人把与前代诗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对抗，由于自己存在，别人就不能存在；由于自己出场，别人就必须被逐出。诗人与诗人之间，当代诗人与前辈诗人之间，犹如敌对的军队，你死我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打倒成了使自己成立和得到推广的不二法门。也许外国的经是好的，歪嘴和尚却把它念歪了，他们在其中趁机塞进了大量私货。其实，我们不可能与前辈大师完全对立，因为正是他们构成了传统的主体。传统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包罗万象，泥沙俱下。有些传统，非常非常地坏，比如专制主义；有些传统非常非常地好，比如中国文化里那个道，在许多时候，它很可能就是绝对真理本身。笼统地反传统，只是青春期热病的症候：你反的是传统的哪一个部分？五四是彻底的反了，可是八十年后，我们看到传统又卷土重来。忽一日从南京跳出几个小丑，说中国文学已经“断裂”，当代和现代已经断裂，他们和另一些他们已经断裂，如果没有“断裂”，他们将制造“断裂”，结果不过是故作“断裂”状以耸人听闻，沽名钓誉。而其实，反传统的冲动也是传统，就来自传统的内部，是那个几千年来轮番上演的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的造反冲动。由于兽性写作的猖狂跳梁，当代诗歌里至今没有公认的权威人物。这使我想起东汉末年：汉失权柄，天下大乱，曹操出来了，袁绍袁术出来了，刘关张也出来了，诸葛亮也出来了，勇冠三军、但却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吕布也出来了，董卓也出来了，十常侍也出来了，他们都从自己的位置出手以期窥伺神器；孙策已经据有江东，而每一座山头上都飘扬着大王旗，到处都有人反上梁山。最没日月的手足无措，可是不甘寂寞，也拉几个人三五条枪，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这是一个权力的真空；大家一拥而上，把汉家的天下瓜分殆尽。诗歌也是这样，当文革十年过去，当我们恍然发现建国三十年没有诗歌的时候，大家如梦方醒，中国诗歌出现了艺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真空。这是一个诗歌的乱世，一个诗歌意义上的三国志和南北朝，可能要持续很长的一个时段。在一个诗歌的乱世，我们必须取得穿越的目光，它有助于我们打开创造封锁的结构。由于太过敬畏，以往每当面对创造的时候往往放弃了思考。其实创造是有层次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很多自称创造的诗歌要求进入文化，它们簇拥在时间的门前等待确认，最终只有那些确有创造的部分，才能通过时间的验证，跨入了文化的门槛。并不是所有的创造都是好的。打开创造的硬壳，我们发现创造并不是一个平面，有贵贱等级之分，有质量高下之分，也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创造的复杂性恰与世界同构。创造是一个有硬壳包裹的核桃，里面有极好的东西，须得用锒头砸着享用。创造是一块石头，有的里面只是石头，有的里面包含着精美的玉和钻石，需要细心辨认和耐心雕琢。在所有的创造中，我只肯定那些有益于世道人心的部分，或者干脆不把有害的创造视为创造。在所有的创造中，神性写作只肯定那些积极的部分。神性写作决定把艺术的破坏性限制在零度以下。如果有人因此要把我称作一条出色的猎狗，我是承认的，我确实是一条出色的猎狗，已经锁定兽性写作，它们一刻也不能藏身。无论兽性写作披上了什么样的伪装，有了怎样的时髦变身，亦无论它们名气大小，甚至是不能动的权威，都不可能逃出我的法眼，我会一下子就把它们像拎小鸡一样拎了出来。感谢目前这一个诗歌的乱世，神性写作正可以有用武之地。感谢中国诗歌里一下子涌现出了那么多披着诗歌外衣的小丑级别的人物，我们陕西人把这样的反面教员称之为“霉脑壳”，这是一些兽性膨胀到极点之后难得的丑陋标本——从历史的角度说，从文学成长的过程说，在总趋向上，它们是时代的产物，很可能也是一次性的。随着人文意识的觉悟，人类自救意识的觉醒，继起的兽性写作坏小子们再也不可能有他们的兽性写作前辈那样的好运，在不知不觉之中，兽性写作已经走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时代的风尚正在改变。后起的兽性写作小子们，我敢肯定，兽性写作的事业一定要葬送在你们的手上。随着神性写作走上中国文学的前台，你们的好日子也到了终点，一统天下的好梦，更不要再做。同时也要说到批评：中国诗歌的批评，对于兽性写作的畸形繁荣，你们是有罪的，因为你们与兽性写作眉来眼去、狼狈为奸。当他们披着诗歌和文学的外衣，当他们像黑暗中悄然发生的秘密运动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发威的时候，是你们急于从中找到最具革命性的微言大义，是你们用你们手中掌握的版面，为他们背书，与他们眉来眼去，相互利用，急急忙忙把他们写进了文学的历史，把他们说成不得了的人物。你们中了他们的奸计。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你们扮演了很坏很坏的妖精角色。到现在你们想要来洗刷你们身上的血迹，重提灵魂，这是徒劳的。你们断送了自己的批评前途，走在与神性完全相反的立场上。神性写作拒绝你们，既拒绝你们的身影，也拒绝你们的声音。神性写作宣布，你们的批评无效，你们的文学史无效。但神性写作只不过为中国新诗打开了新的可能，将写作从兽性写作的人质状态解放出来，并没有终结艺术的道路。事实上神性写作可以容纳无数杰出诗人及其理论家的天才创造，成长出属于自己的全国著名诗人理论家。我并不担心神性写作会没有更多的人追随；作为一种写作的真理，神性写作是客观的，我只不过赶在别人之先把它说出。
而我最感欣慰的是，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写作，都将向神性写作靠拢。即使没有第三极文学运动，即使我有一天宣布将第三极解散，未来仍将有人回到这样的写作。事实上，当代诗歌一直在为自己准备着新的可能，它以漫长的延迟和等待，为神性写作准备了最好的出场时段。通过神性写作，无愧于时代的庄严的文学正在产生——它属于时代，是时代文学堆积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11、有道德则有诗歌，没有道德则连稍好的诗歌赝品也不会有
诗是诗，道德是道德，严格说来，两者的确没有什么关系。道德以人为本位，基于人的价值判断产生，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道德之存在在于有用，没有道德人类社会就会乱套，到头来谁也别想好受。与道德相比，诗处在更高的层面，在另一个轨道运行。作为世界的性质，诗与世界同时创生。故而世界在，诗就在；世界的边界延伸到哪里，诗也就延伸到哪里。在很多时候，诗与世界其实是同一回事，不过是世界在美学向度的呈现。我们无意于在诗歌里建立宗教，如果要建立宗教，那么它一定是泛神教，因为神性没有一个坚硬的核心，而是弥散在天地万物之中，渗透在世界的每一个细胞，把这个世界充满。诗是客观的、自在的、恒定的。自创世至今，诗一直呆在那里，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既不前进，也不后退；不为桀存，不为纣亡。是英雄还是小丑，是圣人还是恶棍，对人来说可能极其重要，对诗却没有任何意义，不影响诗的总量和体积。诗只是存在，没有用处，也没有目的。将道德加于诗，肯定是对诗的一种降低。即使有一天忽然道德全无，斯文扫地，全人类都变成了恶棍，诗一定还是诗，江河依然日夜流淌，阳光依然穿越宇宙，照耀万物！诗歌与道德无关吗？兽性写作者你们说得很对；不过这里另有说道，你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在写作中表达兽性，通常是最省力的，因为它停留在本能的层面，只需对存在作肤浅的模写就可以了。读者只要到非洲的大沙漠，去听听野兽求偶的痛苦嚎叫就可以了，那样的叫声一定比下半身诗人的淫声浪语来得更加本真和精彩。但如果要表达世界的本质，不只是模仿这样的嚎叫，而且表达出它们所以是的原因和意义，就不能在写作中拒绝神性。神性之道即自然之道。老子没有把这个叫作神性，而是称作“道”，认为道在自然那里，认为人后天的努力，只能从道那里来，人后天按照道的原则所做的一切，被叫作“德”，故而“道德”在老子那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但是必须承认，上文所说的诗，与通常所说的诗歌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上面所谈之诗，乃大诗，纯而又纯，与世界浑然同体，无始无终，无内无外，天然浑成，难分彼此；说它浓，它浓得化都化不开来，说它冲淡，却又冲淡得无声无嗅、无迹可寻。而体积又太过庞大，几与宇宙同构，不能直接进入文化消费。那种原汁原味的大诗，正因为上述原因，只有天上的大神才配享有。事实上，经由写作生产出来的诗歌作品，并不是原初意义的诗，只不过是诗的替代品，只是诗歌写作活动的某种后果，是诗人为顺利抵达大诗的辉煌彼岸而临时搭建的桥梁。诗人就为了这个工作而来；世世代代的诗人所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每一个诗人都从自己的位置向大诗眺望，完成它的一些细部，把这些细部做大、做好。从这个角度看，诗人都只是“大诗”的雇员，他们站立在自己的命运里，在那里生活和劳动，虔诚地等候“大诗”神灵附体，然后把“大诗”的密语记录下来。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真诗，只不过是诗的赝品。可你是人啊，你受到限制，能有大诗的赝品，难道不是很好？此外又能怎样，得不到诗的真品，你能拣一块石头去砸天吗？至此我们知道，在讨论诗与道德的时候，有必要先把概念搞清：你指的是哪一种诗；是那个高高在上、充塞万有、无所不在的大诗，还是那种有限的、具体的、由一个个活生生地存在于某个特定命运的诗人写作、不仅打上了时代印记、而且打上了写作者个人生活印记的被称为诗的特殊文本？如果是前者，肯定与道德无关；但如果是后者，则一定与道德直接相关。只要承认任何纯而又纯的大诗，都只能通过一个个在具体命运中存活的个人来实现，把它们变成一首一首的诗歌文本，则诗歌与道德的关系也就先定了。
结论清晰而简单：有道德则有诗歌，没有道德则断然不会有诗歌，连稍好的赝品也不会有！
道德是诗人进入诗歌的惟一途径，是诗人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万应法宝。先有神性修为的人，而后有神性之诗。神性写作认为，诗只是诗人向神性逼近的副产品，直奔诗歌反而没有诗歌。神性写作对于道德的强调是认真的，不是出于写作策略的某种权宜之计，而是写作的根本态度之争，本质之争。道德就这么重要吗？有人说了，好怕怕啊！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道德？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才是有道德的，而谁就没有？问得好，这些问题我也正在思考。我承认道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专家学者们为此撰写了无数专著，未来的学者还将写出更多。但我认为，要说简单也可以很简单。道德可以有不同的层面，道德的实践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但就其核心内容，却只在“利他”二字。谁能做到“利他”，谁就拥有道德，进而拥有诗歌；谁不能做到“利他”，谁就不可能拥有道德，也不可能拥有诗歌。无论是什么人，无论“利他”的道路多么艰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承认人不但可以利己，而且必须“利他”，你就已经踏上了道德的自我成就之路。“利他”是人格成就的起点，确保人把身体从与世界和他人为敌的位置移开，把人性中的兽性部分限制在安全的和能够被接受的范围以内。从这里向前，沿“利他”的方向一直走到底，那里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就是“无我”。无我之境，即大诗之境——在那里，世间万物经由万千法门、历经千劫万劫、越过千山万水的重重阻隔而殊途同归，天下大诗与天下大德完全合一。世界的本质排斥“小我”，在美学向度它是诗，在道德层面它是善，在真理层面它是真。由此可见，道德并不妨碍诗，而是为我们打开了诗的大门。道德不但在实用的层面帮助人类有效地组织社会，而且帮助我们眺望诗、倾听诗、触摸诗、享用诗，将通常总是匍伏在地面的人类生活，与高高在上的大诗接通，确保我们尽量原汁原味、不被损失地把大诗的元素转移到被称之为诗的特殊文本中来，此即所谓“命名”。所谓优秀诗人，本义不只是在于他会将文字分行，而在于由于有道德的支持，他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童心，随时听到大诗无所不在的低语，为它感动，并一再诉诸诗歌写作的特殊活动。但我并不轻易地和人谈论道德。道德要谈，只能跟有道德之人谈。道德是另一套话语系统、另一种更高层级的生活，只供高贵的人群享有。在伟大的人们那里，道德产生刻骨铭心的良性体验，他们视道德为幸福的惟一源泉，对道德的严格要求充满了感激和敬畏，而不是恐惧和仇恨。他们知道，人性有许多东西与道德冲突，必须加以克制，才能与道德的要求达成一致。人性如果是一块指望成钢的黑铁，只能由道德的炉火成就，这里需要的是舍身的勇气和烧炼的功夫。他们可以不成名，却决不允许自己成就恶名，哪怕是以一个恶棍的名义永载史册；可以不必有诗歌写作，却绝对不能容忍没有道德背景的写作，没有道德背景支持的写作，只能产生垃圾和精神毒药。他们相信如果单是诗歌作品，尚不足以构成诗人存在的充分理由，只有大写的诗人人格，才是诗人留给世界的惟一真诗，这样的真诗将最大限度地逼近大诗，与永恒的大诗存在同构。基于此，有些人写诗，他不是诗人；有些人不写诗，他是诗人。所谓“功夫在诗外”，即是指诗人为逼近大诗所做的必不可少的道德努力。迄今为止人类的全部写作实践证明，道德不仅是伟大写作活动的背景，而且是伟大写作活动的动力源泉。一个禽兽一样的人，只知道鸡巴和纵欲，既不可能看到大诗，更不可能对大诗产生敬畏，他那个“我”是无限膨胀的，有限的心灵被欲望的永恒要求充满，不可能为大诗留下空间。说这样的人能够听到大诗的天籁的音响，哄鬼鬼都不信；说这样的人忽然写出了旷世的杰作，哄鬼鬼都不信。诗当然需要技术，但诗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没有强大的道德背景支持，从政不能是好政治家，经商不能成为大商人，做诗不能成为大诗人，充其量只能成为码字的工匠——他们码出的文字，要么一盘散沙，没有灵魂；要么也有灵魂，却只有恶灵，诗歌于是成为邪恶欲念的传声筒。既要从事诗歌写作的高难活计，又拒绝道德的加入，跟这样的人谈道德，无异对牛弹琴，是道德资源的浪费。有道德之人，你和他谈道德，他拿你当知音；无道德之人越是无德，对道德越是憎恨，因为道德无论以怎样的形态存在，总是最先伤害到他们。无道德的人你谈道德，他当你是跟他有仇，形同剜他祖坟。他们仇恨道德，有时并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怯懦——他们达不到道德所要求的高度。面对托尔斯泰、曹雪芹、莎仕比亚、鲁迅，这些人也感到庄严，可是他们倾向于仅仅用天才来加以解释，以为天才可以离开道德的母土独立生长，开花结果。在他们着力经营的地盘上，种满了这种被称为天才的小苗，既然道德是难啃的骨头，他们希望最好能够绕开。他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正是强大的道德背景使伟大文学庄严；更不可能真正理解写作——成圣的路有千百条，写作只是其中的一条，即通过写作回归大诗，与大诗的存在浑成一体。
道德永远需要，对诗人绝对需要。大诗可以凌架于道德之上，诗人的写作活动却绝不可以有片刻离开道德，相反只能在道德加入之后才变得庄严，也只有被置于宏大的道德背景之下才能生效。是不是强调道德一定会损害诗歌？由于道德的加入，诗歌是不是一定会变得不够纯粹？恰恰相反，大诗之境，即大德之境，是为天道。天道的统一性，有时真是令人惊讶不已：越是抵达至高的层面，诗歌和道德便越是高度重合，两者殊途同归。那些蘸着血液写作、为着人类伟大理想写作的人，总是最先得到上帝的召见，最多地听见大诗无所不在的低语。他们的幸运，即在于通过道德的修持，最大限度地接近了“无我之境”！将诗歌写作神秘化，无限地抬高，并不意味着距离诗歌更近。正如把语言无限抬高（“诗到语言为止”），把身体无限抬高（“诗到身体为止”），并不是真爱语言和身体——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的怂恿下，语言一天比一天更加无法无天，直到有一天自己崩溃，成为一文不值的“口水”和“尿水”，在诗歌和文学里泛滥成灾；而无限抬高身体的结果是，为一些人钟爱不已、视为惟一快乐源泉、并作为新的美学原则被固定下来的“身体”，也没有因为被无限抬高而格外坚固耐用，反而成为欲望的符号，在过度的纵欲中过早地垮掉。把诗歌与道德隔绝开来，用诗人写作的有限的具体的诗歌文本偷换大诗概念，将只有俗人才能操作的诗歌写作活动无限抬高，与原初意义的大诗混同，这是一个阴谋。这和借口追求纯诗，把诗歌与人类的良知、伦理、以及公平和正义等核心价值隔绝开来、最终消灭诗歌同样道理。一些人试图通过这样的手段，把诗与道德割裂开来，将诗的生命掐死，使它失去批判的力度；通过抽空诗、无限抬高诗，来架空诗、将诗歌就地消灭。在做了这样的手脚之后，诗歌的清水就被他们搅浑了，即使为所欲为，也不再会有危险了。这些人有时也可能看到大诗在彼岸群峰之间闪光，但当有一天想到要实现一次泅渡的时候，发现面前的深渊实在太过险恶——放大的“自我”正如同垂死的红巨星，在将他们生命吞没的时候，也将他们的写作吞没。必得有圣化的人出现，方能有圣化的大诗出现。堕落是艺术家的一种姿态，却不能成为艺术的事业。神性写作要求诗人首先认识万物，走近万物，而不是远离它。要理解万物的大悲大苦和它的无限大美。在作对天地万物的享用的时候，时刻不忘我们只是听从了万物的派遣，万物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相反与我们血脉相连，不能站在敌对的一面来看待天地万物，只有丧尽天良、没有任何责任感和责任能力的恶汉才那样做。他们把宝贵的生存，变成了一次永不厌足的索取过程。难道万物只是为我们提供一次挥霍的机会？难道我们要求一切，仅仅只是为了一次纵欲，然后去死？绝对不是这么简单！世界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更不可能把世界据有。世界是铁打的营盘，而芸芸众生，都不过是流水的过客，不能把自己的看得过高。如果你是一位诗人，想都不要这样想。你必须是克制的，对天地万物保持着虔诚的心情，像朝圣一样走向万物，只有这样才能洞悉万物的奥秘，得到上帝的召见。也只有在天地万物那里，你的才华才能找到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天地万物既构成了艺术的素材，同时也为艺术提供源源不绝的原创活力。你不可能在远离万物的地方找到艺术的素材；再者你所谓的命名只能针对万物，与万物分离或与天地万物敌对的心灵，一定最先枯竭。当通过艺术的特殊宗教与天地万物合一，我们将走向强大。我不说神鬼；即使是被认为无灵智、无感觉的天地万物，也绝不会容许自己的生成物成为敌对的力量。它造就了诗人，还允许这些能写几行长短句并以为能事的人，成为与自己为敌的人们的帮凶。与诗人的成圣相比，渺小的成名是多么不值一提！虽然成名完全合理，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些人投身诗歌和文学的直接原因。我说，可以完全不成名，让我们只与神性居住在一起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成名：成名只是后天的附加，只是我们接近神性亦即绝对真理的副产品，最终我们说：谁脱离了欲望的人质状态，谁就距离成名近了一步。事实是越想成名，越不能成名。渺视神性，却又要通过写作的小道成名的人，把写作的目的设定为成名，结果我们看到他们好像成名了，得到了成名所带来的很多好处，可是很快又被大众抛弃——因为他们不可能与神性实现有效的捆绑，他们的名是很不可靠的，最终穿不过时光的烽烟。人类的利益大于诗，绝对真理大于诗，更大于诗人名利的总和。人类不会允许某种写作活动背离诗，成为损害人类根本利益的力量。背离了人类根本利益，也就背离了存在的本质，背离了天道，逆人类精神运动的方向而动。这样的诗歌活动，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的名义加以制止；而对“我成名哪怕他洪水齐天”、为了渺小的成名不惜拉全人类下水的诗人，应当以反人类罪进行审判，判他们上飞机从五万米高空作自由落体。当然人各有志；如果有人执意要将与天地万物为敌作为写作的事业，则这样的写作是注定要破产的，今日不破产明日也要破产，明日不破产后日也会破产。推动世界更快地毁灭的诗歌，是绝不可以久存于世并发扬光大的。
今天的中国，道德正在受到广泛质疑，诗歌界更甚。这也许并不奇怪；几乎每到一个大变动的时期，道德的合法性总要被揪出来，作为问题重新讨论一番。每当这样的时候，那些执意要拉时代一起堕落并从中渔利的人，也总是要跳出来对道德大加挞伐，这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固定动作。他们有时大喊大叫道德有罪，因为道德的严要求，在历史上曾经被野心家所利用，成为野心家侵夺民权、推行暴政的有力武器；有时则将道德庸俗化，大谈道德多余，强调诗歌身份特殊，不把道德从诗歌中连根剜掉，则食不知味、寝不安枕。他们希望藉此在诗歌与道德之间阻起一道防火墙，将自己反道德的极其丑陋的写作活动置于这堵墙的保护之下。兽性写作也难，对此我表示同情。问题在于这样做不仅徒劳，反而暴露出一副与道德为敌、对道德又恨又怕的小人嘴脸。当然也不要指望审判——道德通常自己审判，而诗人及其写作，退不可退，首当其冲。
12、为万物立言，首先为天地立心
既然神性先于写作，那么在我们之先，一定有神性写作存在。但是在后现代条件下，在物质主义狂潮甚嚣尘上的时候，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旗帜高高举起，并且强调到这样的高度，是第三极文学运动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贡献。但它受到抵制，抵制首先来自诗人自身。事实上，兽性写作势力在诗歌界一直非常强大，他们要人有人，要权有权，受到市场的奖励和庸众的追捧，得到一些所谓名诗人如于坚之流的无耻吹捧。在兽性写作龚断下的诗坛，只有神性写作是他们不能覆盖的最后边界。神性写作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文学大分裂的显形。创造奇迹不能指望别人——奇迹只能出现一次；这就是当我发起第三极文学运动以来，内心始终有一种内在的激情强烈涌动的直接原因。
我认识到，在一个无法无天的诗歌乱世，神性写作大有可为。我愿意重申《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中的著名判断：当代中国只有两种文学的尖锐对立：即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的对立⑨。
为万物立言，首先是因为我们人自己需要，天地万物并不希望这么做。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没有人立言，天地自有天风大河，自有春华秋实、四时运转。圣人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⑩天地是不需要立言的，是我们自己需要；而写作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恰好满足了神性呈现的全部要求。天地万物是自在的，但我们清楚地发现了一个秘密，即它有一种言说的倾向，它总是期待和鼓励我们，因为它渴望被言说，这里为神性写作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神性写作的使命是：答应天地万物，以万物之子的本来面目出场，面向天地万物，为天地万物立言。立言的本质是感受到并且说出。语言是人类的创造，是我们连接天地万物的惟一桥梁，可是语言只有与神性接通之后才能通灵，才具有光辉。写作是有限的，是后天的事物。即是说，无论你写作不写作，神性都一直在那里，它自组织、自存在，不为桀存，不为纣亡，是我们自己要与神性靠拢，凑了上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存在——包括我们的写作就不具有价值。我们看到这个，靠上前去要求接纳和承认，为渺小的生存取得神性背书。很多人不需要神性的背书，仍然能够活得快乐，他们遵循实用和快乐的原则，只管此生，不问来世，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作为神性写作最先觉悟的那一部分，如果没有神性的背书，我们将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生命之为生命，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虚无，与神性相背离的结果，是使我们永远陷落虚无的深渊——这是我们不能忍受的，除非我们把自己降低成动物——经济动物、政治动物、杀人机器。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一直这么向下，从神那里要求快乐，一直退到后现代主义这里。神性的含量不断削减的结果，是其中只剩下欲望，转而把欲望当成神。而诗歌作为对世界进行精神享用的痕迹，需要把那些目击神性的宝贵时刻，通过语言的形式固定下来，因为太多的同类渴望交流——在某些时候，我们把它称作经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通常相互冲突，有些经验往往使我们远离神性，但我们相信，只有那些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神性和凝结着神性晶体的经验，才最具有价值——正是在这个时候，诗歌作为一种艺术走了出来。诗歌走了出来，我们看到，它是最适于盛载神性的容器。在诗歌这里，神性与艺术合一，很多时候，诗歌的光芒就是神性的光芒，此外什么也不是。神性写作作为人逼近神性的自觉行动，主要的不是向人们提供知识，而是提供拯救的范本和启示。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自救的动作，它不可能拯救世界，但一定能够（也绝对应当）有效地拯救自己，通过拯救自己进而为拯救世界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范例。如果我们视写作为其他，一定有违天地万物，使写作变得渺小和下贱，甚至使写作变成恶的凶器。悲惨世界——悲惨是世界的本质，神性也是；如果把神性完全剥离抽除，则世界就只剩下悲惨，真是太悲惨了。自从世界存在的第一天，就呈现出坚硬的结构。对于天地众生，世界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天国，而是一个严酷考验的生死场。众生都被投进了这个磨盘，它一刻也不停地耐心研磨，直到把众生都研磨成齑粉，灰飞烟灭。生与死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语言。我们一刻也不停地离开大自然，分立出来，又一刻也不停地回归大地，回归自然，与自然合为一体。我们不知道世界如此构造的本意，但我们相信，世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享乐为指归，如果一定要这样理解，肯定是自做多情。我们不可能让造物主收回世界，对世界进行重新设定，目前的世界虽然缺点不少，可是它有法度、完整、丰富、广阔，并不缺少什么——以为万物皆备于我，想都不要这样想。你不这样想，就会发现世界的好，虽然你同时也发现了它的悲惨，悲惨得要命。但我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机会，正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我们通过生育加入进来；我们加入进来，乃是为了认识神性、走向神性，最终与世界的神性合一。渺小的写作想要改变世界的结构是不可能的。连持续几个世纪的战争，千百万人参加的中国革命，以数千万人死亡为代价的世界大战，都不能改变，我不相信写作能够改变。写作只对你自己有意义。你必须通过自救然后救人，佛也是这样。佛如果不是首先实现了自渡，他如何渡人？你最好想象你只是为了自救才投身写作。你不是佛，但你是佛教里大乘教的信徒，你不相信大乘教，但可以是小乘教吧，最低限度你可以通过写作这种特殊的修为实现自救。写作为了自救而来；首先是为了自己，然后扩大开来，获得了普世的价值。所谓文学作品，不过是那些渴望自救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人们找到的某种具有参考价值的精神手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读者掏钱购买了你的诗歌。事实上，只要回过头来，你就会看到神性，那是一个散点透视的存在，就如同仰望星空，从每一个方向都有神性的闪光。神性有无数棱面、无数层次，包括最卑微的和最伟大的，最丑陋的和最令人心怡的，那是一个无穷繁复的立体，经得起从每一个方向的反复打量。你不要梦想着有一天与神性狭路相逢，但我保证在你朝向的每一个方向，都会有神性的闪光。万物乃是神性的符号。也许没有世界，只有神性，因为叔本华说，世界只是表相——叔本华是对的，虽然他极其错误地用意志取代了神性，对世界本质作出了完全不同于神性写作的悲观描述。
为万物立言，首先为天地立心。一旦诗人的心成为天地的心，艺术就在这个时候产生。有这样的一颗心，对诗人是很划算的。天地的心，是世界的唯一的心，也正是上帝的唯一的心，在世界严酷法则之外的那一颗柔软和温情之心，但这一颗心带上了每一生命个体生存经验的背景。但它作为天地的心是统一的，有着同样的结构——它统一于宇宙的神性。这是一颗发现的心，悲悯的心，大慈大悲的心，敏感的心，平静的湖面，随时为接受万物的疼痛而来，像高级的导体，将它们的每一点悸动都毫无损失地传导出来，确保它们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验的浆果，不时在人生的秋天跌落湖面，溅起层层涟漪，拓开全新的风景。它将是一颗包容之心，为天地万物同悲；一颗将个我的要求限制在合理范围并保持克制的心。一颗有这样的心灵的人，等于打开了幸福的可靠源泉，因为在茫茫众生之中，只有他最可能得到上帝的召见。它黑洞一样深邃，拥有搅动星系的力度，迫使所有的天体围绕自己转动。当拥有了一颗这样的心，我们将发现世界无往而不是诗，诗将世界充满，且不再是苍白的，而是有血有肉，具有大诗所能有的全部品质。这时候，诗人成为万物发声的器官（我们必须靠上去；就像是在追求一位梦中的情人。万物高高在上，而我们处在较低的位置，必须靠上去倾听它，然后说出；让我们的心成为万物的心，让我们肉体凡胎的身体，成为天地万物发声的器官）。神性写作主张，诗人的心必须成为天地的心，一经成为这样的一颗心就通灵了，就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的能力，我们的感觉就可以轻易抵达世界最远的远方。在此以前，我曾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到处走着看着，在书里去寻找什么写作方法，而没有想到我们本来都可以是大师的候补人选，因为神性写作的历史使命一直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它通向世界的大的学问，足以供这个时代一百个伟大的诗人成就。我也曾指望能有人代替我把这些全部说出，可是等了三十年，没有一个人把这些真理说出。我终于明白——我等待的其实是我自己——我不过是那个最终说出了时代和诗歌深层需要的人。我是一个普通的诗人，可是我身负使命而来，已经与神性实现了捆绑；经由这一次捆绑，我成为诗歌里最幸运的人，这是一个老的第三代诗人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才华横溢的根本原因。为万物立言，这是我理想中的写作，也是我所理解的写作的本质——我的梦想是写作的普遍梦想。我们无意于为神写作；恰恰相反，我们写给人看，因为神是超验的，并不需要写作，也不需要诗歌，需要诗歌的是我们。但神性与人性相通，我们使用的可能全都是有限的材料，但却无不反映着世界的神性本质——因为神性，所以人性。我们写作，但在写作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精神的投影。
所有向神性逼近的努力都值得尊敬，所有向神性靠拢的人都是当代文学和诗歌最忠勇的勇士。当我们说出“第三极”这个词，通往神性的大门已经被我们打开，兽性写作的严密围墙已经被我们打开了很大的缺口。我们并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神性，而是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实践神性，实现神性在世界事务（包括诗歌写作）中的全面贯彻。人可能是低贱的，但通过神性写作，我们有效地提升了生存，靠近了大神的莲花的底座，而神最终将接受我们——包括写作。
2006年11月20日-30日初稿；
2007年12月22日-28日修订；
2008年5月6日定稿，于崇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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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诚：《诗是诗人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就若干诗学问题答网友问》，见刘诚诗论集《先锋的幻想》，第402-430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
②刘诚：《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见刘诚诗论集《先锋的幻想》，第27-9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
③刘诚：《刘诚访谈录：重返天堂之门——从神性写作到第三极文学运动》见《绝对的力量——刘诚博客二年》，第9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④刘诚：《地球：即兴的短章》，见《刘诚诗七首》，原载《延河》2006年7月号。
⑤《道藏》是汇集收藏所有道教经典及有关书籍的大型百科全书。据《百度百科》，道教初期除《道德经》、《太平经》之外，其他经典很少。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各派道士撰写的经典日渐增多。《道藏》之名始见于唐初，已有近1300多年历史。今所见《道藏》，是由明朝第43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奉诏主持编修，刊成于明正统十年 （1445） 称为 《正统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神宗又命第50代天师张国祥编成《 续道藏 》。 这部明代正、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装为512函，仍以《千字文》编号。明《道藏》的刻板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全部焚毁，印出的经书也只有北京白云观收藏的一部尚基本完整。20世纪20年代，上海涵芬楼印书馆曾借白云观所藏《正统道藏》影印，改为线装册页本。《正统道藏》内容庞杂，卷帙浩繁。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等，是研究道教教义及其历史的百科全书。此外还收入诸子百家著作，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经失传的古籍，可供研究古代学术思想者参考。道藏中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如有关医药养生之书，内外丹著作，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等，对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化学、天文学、气功、人体科学等都是重要的史料。1996年起，由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主持编修《中华道藏》，以明代正、续《道藏》为底本，保持了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对三洞四辅以外的经书，又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归类，共分七大部类，各部类所收经书，按道派源流和时代先后编排次序。历经数载，后于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
⑥刘诚：《命运·独对永恒》，见《刘诚作品（1980-2000）》之《诗歌卷·愤怒》，211-36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⑦见《圣经文选》，文庸编著，第6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
⑧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代表作还有《误读之图》、《西方正典》、《解构与批评》等。《影响的焦虑》出版于1973年，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诗人对诗人的影响。作者认为经典树立起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诗的历史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前驱的结果。本书问世后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文论界对其争论激烈，褒贬不一。
⑨刘诚：《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见大型文学刊物《第三极》创刊号，第132页，第三极诗歌网、第三极作家群落联合编印，2007年5月出刊。
⑩“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见《论语》，第 页，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