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作家里高尔基算是一个异数
——重读经典系列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里，俄罗斯作家和中国作家面临着大体相似的背景。譬如：都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有的还是革命的中坚力量；革命成功后，也都遭遇文化专制的黑暗时代，前苏联作家的苦难到苏共肃反运动达到高峰，中国作家的苦难至文革达到高峰，从程度之深和时间之长几个向度来考察，前苏联作家还要更甚，而结果却大相径庭。在中国，建国以后除了少量“歌德派”尚能活跃在文学的前台，大部分作家都退居幕后，程度不同地陷入了失语状态：老舍投湖自尽；郭沫若尽管高举紧跟，每一个运动都表态过关，除了一些历史剧作，文学上却再无建树；曾写出《雷雨》、《日出》、《原野》等话剧杰作的曹禺再无新作；还有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钟书，诗人艾青，建国后大都沉默下来。幸而鲁迅先生早逝，无法悬想若鲁迅在世会有怎样的表现。面对一个从未有过的时代，作家们突然完全不会写作；几代富有才华的作家统统失语。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语境之下，中国文学全军覆没，万马齐喑，只剩下“一个作家八个戏”，而这“一个作家八个戏”，其价值已经广受质疑。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极其逼窄的生存空间，有恃无恐的暴力崇拜，生硬的意识形态话语，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中的人性内容，大量作品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随着革命从生活中淡出，已经没有多少作家能够在这个严酷淘洗的过程中幸存下来，即使幸存下来，其文学成就也不得不大打折扣。令人惊异的是同样背景的俄罗斯文学却完全不同。当时苏联作家中，一部分对文化专制主义由怀疑到不合作，到对抗，与统治集团距离越拉越大，但因为所拥有的巨大影响，这批人成为苏共统治集团非常恼火、却不得不竭力拉拢的对象。另一部分则被当局收买，成为文化艺术领域官方意志的代表，如法捷耶夫、马雅科夫斯基（二人皆因不堪忍受良心责难而自杀）。还有一类最惨，成为“专政”对象。这批人有的被从肉体上消灭，有的不堪迫害被迫流亡国外，可是恰恰是这部分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先是古米廖夫，继而有以《日瓦戈医生》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天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后来又有曼德尔施塔姆，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再后来又出来一个写出《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就像是一座富矿，真是深不可测，开掘不尽。这些作家当时是货真价实的异端，是官方文化机构疯狂围剿的对象。他们因为时代的罪恶而被强行抹去，又因时代的巨变而倍受珍视，就像暴风雨过后的满天繁星，放射出异样的光芒。后来基本以这些作家为主体，构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著名的白银时代。
在生不逢时、命途多舛的俄罗斯作家群中，高尔基显然是一个极特殊的异类。
高尔基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俄国作家，是俄罗斯革命文学的代表人物，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由于巨大的国际声望，高尔基成为文化专制体制最先收买的对象。最高当局希望通过他的顺从使权力得到加强，至少显得更加合法。为了换取合作，到后来仅仅是为了请求高尔基答应像为列宁写特写一样为自己写一部传记，斯大林费尽心思，动用了包括威胁、利诱、把他与苏联社会现实间离在内等所有手段，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高尔基勉为其难地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敏锐的洞察力，与统治者保持着距离，每每表示出不合作的态度，反而利用统治者的忌惮和自己在文学界一言九鼎的特殊身份，保护了一批俄罗斯优秀作家，使他们免遭或少受迫害。
说来也怪，闲来翻书居然又打开了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肯定不是因为时髦：在革命像潮水一样退去的时期，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显然已经相当落伍。随着时代的巨变和一大批杰出的俄罗斯作家诗人相继“出土”重见天日，一度声名显赫的革命作家高尔基似乎正在变得黯淡。从后来的情况知道，高尔基远远不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的全部，但奇怪的是，高尔基这个名字仍然让我这样的人感到亲切。这不仅因为在斯大林文化专制处于顶峰时期，他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和对于一批优秀俄罗斯作家的有力保护，而且首先因为高尔基的作品至今仍然堪称世界文学的一座丰碑。高尔基的文学曾经哺育了我，是我寂寞的少年时代所能找到的惟一从外国合法泊来的精神食粮，因为他是得到官方特许可以在中国流通的少数几个外国作家之一。到今天，在我们根据一些聪明人的建议读过许多令人相当难受的现代派作品之后，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为我恢复了文学代价高昂的无穷魅力。最让我动心的还是人物：阿廖沙，一个苦难家庭的长子，在很小的时候上帝就收走了他的父亲和刚刚来到人世的小弟弟，不得不背井离乡，随母亲到外祖父家生活。然而有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外公家并不就是天堂，这个还算殷实的大家庭其实矛盾重重，因为他们一家的到来矛盾骤然加剧。看到的都是令人作呕的丑事，舅父们愚弄弱者，毒打儿童，不惜为了争夺家产而大打出手。在那里，他亲眼看着又一个小弟弟因为饥饿悲惨地死去；身材高大的母亲，因为无法立足不得不在外过着动荡的生活，被迫改嫁一个酒鬼，最终悲惨地死去；勉强挨到十一岁，因为外祖父破产，年幼的阿廖沙不得不踏上外出谋生的艰辛行程。他先后在鞋店、圣像作坊做学徒，在轮船伙房打杂，过着艰辛和苦闷的生活，其命运即使不是最悲惨的，至少是令人非常揪心的。然而他天性好奇，极为聪颖和敏感，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个万花筒般变化的世界。高尔基这样勾勒出一个忧郁的俄罗斯少年形象：“我照一下她身旁的镜子，看见一张生着高颧骨、大鼻子的脸，脑门上有一块青伤，很久没理剪的头发向四面八方蓬开。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孩子吗？这个奇怪的孩子跟眼前的细致的小瓷人真是大不相同……”幸运的是，从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手里，少年阿廖沙发现了书籍。在彼什科夫周围，有藏书丰富、趣味高雅，在生活中却一直是恶作剧对象的寂寞的妇女，有生性粗鲁、趣味低下，却不乏侠义精神、相当神秘地保存书籍，让阿廖沙大声朗读、不时对书中人物评头品足、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轮船厨师等一大批形象鲜明、性格各异的底层人物群像。就是在那个时期，阿廖沙广泛地接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以及龚古尔、雨果、巴尔扎克、贝朗瑞、狄更斯、司各特等外国作家，还有《圣经》。为了看书，他曾因烧完了蜡烛差点引发火灾而挨打，也曾因聪明伶利得到主人允许看书的奖赏，许多细节描写令人忍俊不禁。在这部自传体的巨著中，苦难的浓重底色背后，透出人性的温馨的和光，使主人公有所倚靠，而不至被人间的罪恶和苦难完全压垮。我相信这部书将永久保留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之中，一代一代的人们将从其中汲取营养。这不是一部以故事取胜的作品，也没有后来现代派爱玩弄的那些花样，大抵只是一位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对苦难童年充满温情的回忆和怀想，然而它教我们热爱生活，在事实上成为一部苦难人生的《圣经》。
在文学创作领域，高尔基最早以浪漫主义作家的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文坛。早期作品《马尔加•楚德拉》、《鹰之歌》、《海燕之歌》，充满对战斗的渴望和追求光明至死不渝的献身精神。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先后发表了几部长篇小说，其中《母亲》取得很大成功。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几年里，又完成了上面谈到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及长篇杰作《阿尔达莫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对生活观察深刻，作品集中强烈，简洁有力。记得有一个短篇，写一个流浪汉在一片原野上遇见一位即将临产的妇女，于是一曲礼赞生命的赞歌在这一片荒无人荒的原野上唱响：一位流浪汉为素不相识的陌生妇女接生，迎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小说写得非常简洁有力，读来荡气回肠。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对语言的极度敏感——在一篇文章里，高尔基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细节：早年在读一部名叫《厨娘》的长篇小说的时候，一连几天，他都情不自禁地把这部名叫《厨娘》的小说打开，对着强烈的阳光一遍又一遍地细细照着，想把它看透，看看这些普通的文字，写的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生活，为什么一旦变成了文字印成了书，却如此激动人心？高尔基对语言文字保持敬畏，深信语言后面一定隐藏着巨大秘密。从高尔基一生杰出的文学活动和他经由伟大的俄罗斯语言所建立的不朽业绩看，这个秘密他找到了。
当然，对于一生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尔基而言，严重的考验不在于曾经写出了多少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作品，而在于这些大大小小的作品产生的那个特殊年代，在经过了无产阶级革命由发生、高潮到退潮、直到后来苏联帝国垮台的漫长历史阶段之后，还有多少东西能够被称为文学作品或值得一读？现在看来，高尔基差不多经受住了这个考验。他的作品粗犷有力，简洁明快，形象鲜明，有精细的观察和深邃的思考，他的作品文字生动传神，有一种单刀直入的力量，善于将巨大的历史内容和人性力量熔于一炉，熔铸出鲜明的艺术形象，不像另一些革命作家将生活强行纳入革命的观念，以适应革命的要求。一百多年过去了，持续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退潮，残剩在世界上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沦为北朝鲜那样三代世袭的专制王国，要么像中国、越南一样通过改革寻求绝地突围，然而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打开高尔基的作品，去寻找和重温那些逝去的时光。如果说一定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挽留了高尔基，将他留在了文学的边界之内的话，那就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对生活的忠诚：高尔基通过他的写作达到了真，保持了对生活的爱和敬畏。对一个作家，真的要求是最简单的要求，却也是最难的要求，高过了艺术上无穷翻新的花样，构成了生活对一个作家人格和良知的基本考验。真，包括写作态度的真、认识的真和表达的真等诸多方面，意味着阅读对一个作家所能有的最高预期。真是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像高尔基这样的世界性作家得以成立、并立于不败之地的命脉所在。一个作家可以搁笔不写，但绝不可以背叛良知，它要求写作永不离开内心的要求；意味着普天之下皆谎言而惟我独真，天下皆醉而惟我独尊惟我独醒；意味着一个作家对独立人格的绝对保持和对人类命运更多的担当，意味着即使是不能见容于时代，也必须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强者，而不被本时代最黑暗的力量完全压倒。
事实上，高尔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急风暴雨的无产阶级革命，粗暴地要求文学将人性的内容抽走，以服从革命的要求和领袖的特殊需要。高尔基和他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作家，没有因此而牺牲文学的独立，狂热偏执的时代氛围和非此即彼的粗暴逻辑，并没有将他们灵魂中人性的部分完全剥夺，心灵真实的原则使他们尽可能多地将那些作为文学的核心遗产保留下来。这可能与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直接相关：当专制主义乔装打扮，以全新的面目全面复辟、并变本加厉、卷土重来的时候，俄罗斯作家群视名利如粪土，不屑于以出卖良知、背叛灵魂为代价，去博取统治者的青眼，为自己的文学换取一张进入流通的通行证。他们以世俗生活中的幸福、自由、乃至生命为抵押，捍卫了文学的尊严，表现出知识分子群体所能有的无与伦比的孤绝和清醒。
他们由于洁身自好和自家珍爱，而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走出更远。
